爱新觉罗·福临（1638年3月15日—1661年2月5日），即清世祖（1643年－1661年在位），清朝第三位皇帝，清朝入关的首位皇帝。清太宗第九子，出生于沈阳故宫永福宫，生母为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年号顺治，在位十八年。

爱新觉罗·福临是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第九子，崇德三年（1638年）正月三十日，生于盛京，其母为永福宫庄妃，博尔济吉特氏，即孝庄文皇后。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清太宗皇太极驾崩，由于未预定储嗣，所以在这一突发事件后，在其第十四弟掌正白旗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与其长子肃亲王豪格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皇位之争。争夺者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精明的多尔衮随机应变，提出以拥立皇太极第九子福临为帝，由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他共同辅政，结果获得通过。福临于八月二十六日登上盛京笃恭殿的鹿角宝座即帝位。次年改元顺治 。

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关，入主中原。同年，迁都北京。

同年，迁都北京。顺治七年（1650年），多尔衮出塞射猎，死于滦河，福临提前亲政。

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初九，多尔衮死后，福临提前亲政。

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福临开始亲政，时年十四岁。同年八月大婚。 多尔衮病逝后，顺治开始摆脱傀儡地位，福临将多尔衮同母兄阿济格以谋乱罪幽禁，十二日后于太和殿宣布亲政。 此年他虽仅十四岁，但坐殿上指挥诸将，旁若无人。 二月二十一日，福临颁谕追论多尔衮罪状昭示中外，罢黜追封、撤掉庙享、对他的恩赦也废除。为加强皇权，他废除了诸王贝勒管理各部事务的旧例，又采取了停止圈地，放宽逃人法等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的措施。尽管福临很想有番作为，也颇为中原文化所吸引，但终因他周围尚未形成一支以他为主导的强有力的政治势力，致使他的计划暂时搁浅。

多尔衮虽遭身后之罚，但其势力仍在。消除其影响，收回被分散削弱的皇权，确实很费周折。福临亲政之初，为处理纷繁的日常政务，曾下令“复用诸王”于部院。其中被多尔衮严重打击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开始握有重权。但这时福临的注意力集中于如何剪除多尔衮的亲信余党上。闰二月他下令处死谄附多尔衮而握有实权的大学士刚林、祁充格，八月杀掉固山额真、吏部尚书谭泰，十月令阿济格自尽，这一系列的措施沉重打击并消除了多尔衮派的势力。大权集于一身，他当上名副其实的皇帝。

顺治九年（1652年），为加强君主集权，福临取消诸王、贝勒、贝子管理六部事务的权力。

福临加强对官员的控制，不许结党结社，不许太监预政。他严禁私交、私宴，他认为如此行事便可以永绝朋党的根源。顺治十年（1653年）六月设十三衙门专为管理太监干涉一事。如有内外勾结的情况，一经证实立刻惩处。为了锻炼官员，他还实行官员内升外转的办法。福临非常欣赏与佩服朱元璋诛戮大臣，以重法治世的经验。

福临刚愎自用，对一切冒犯其尊严或不顺心者，动辄惩处。他的任性还表现在该惩而不惩。顺治十二年（1655年）他已严令不许太监干政，并立十三衙门铁牌，禁令昭昭，但顺治十五年（1658年）二月就暴露了“内监吴良辅等交通内外官员人等”，“作弊纳贿，罪状显著”之事。如按十三衙门铁牌敕谕应“即行凌迟处死”。福临却另有一番言辞：“若俱按迹穷究，犯罪株连者甚多。姑从宽一概免究。”“自今以后，务须痛改前非，各供厥职。”其实这话仅用之于太监，而与太监交通勾结突出者，如大学士陈之遴以及陈维新、吴维华等人，却遭到了流放盛京或宁古塔的惩处，太监，尤其是吴良辅却仍然安然无恙。

顺治十三年（1656年）八月二十五日董鄂妃被册为“贤妃”，十二月，晋封为皇贵妃。

顺治十四年（1657年），福临开始接触和尚，成为佛教信徒。

在争取汉人地主，提高汉官权力、重用汉官方面，福临进行大胆的尝试和努力。他已感觉到满汉的和谐对维系统治的重要，决心改变各衙门奏事，只有满臣没有汉臣的现象。顺治十六年（1659年）十月，他下令印信掌管不必分别是满是汉。他对汉人地主的上层人物，也极力笼络。他以皇太极第十四女下嫁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以示优宠。大学士党崇雅告老还籍时，他两次破格召见。福临在政治上积极推行宽松和招抚政策以缓和矛盾，对各地出现的反抗斗争他不主张一概坚决镇压。允许原清兵入关时俘获而隶旗下为奴的汉人回乡探亲，以示满汉一视之仁。

顺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十九日，董鄂妃病逝于承乾宫，福临陷入了痛苦之中，而政治上的苦闷也困扰着他。这时只有佛法使他还有所寄托，所以他萌生出出家之念。后被大觉禅师玉林琇劝阻。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二，，顺治帝患上天花，发起高烧来。他预感病体沉重，势将不支。初六日深夜急召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及原内阁学士麻勒吉入养心殿，口授遗诏。

当夜，年仅二十四岁的顺治帝便与世长辞了。

遗诏实为罪己诏，共罗列十四条罪过，主要是未能遵守祖制渐染汉俗，重用汉官致使满臣无心任事，几乎完全否定了他自己一生中最有光彩的政绩。至于这是否福临本意，即这十四条是否福临过目批准的已无从知晓。但却留给了后世之疑：遗诏公布前先奏知皇太后；遗诏的主要起草者王熙事后对此守口如瓶。因此，人们有理由说遗诏本出太后授意，确实是母亲责备儿子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