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掀起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在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方面向欧美看齐，因此清朝一度出现了“同治中兴”的景象，1888年创立的北洋水师，也成为了亚洲一支强大的海军。

然而，此时的清朝，官员腐败透顶，人民极端困苦，军事外强中干，国内矛盾如织。回光返照的大清帝国旁侧，则是一个野心喷薄，无时不在觊觎中国的近代化国家日本。在这种情况下，中日之战，已不可避免。

1894年7月，甲午战争伊始，在清廷内部，以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占上风，慈禧太后虽倾向和议，也不好再坚持己见。当时，慈禧太后已还政光绪5年有余，年轻气盛的光绪帝亲政后，极想有所作为。甲午战争则是光绪帝亲政后需要处理的最重大国事，对此，他总是事必躬亲，亲自指挥。

所以，慈禧一开始对甲午之战并不为意。她每天带着宫女太监，皇亲国戚，畅游皇家园林，欣赏湖光山色，对照相这种西洋玩意更是情有独钟，穿衣打扮，造型摆拍。拍照之余，慈禧还亲养宠物，把西洋狗当作宝贝。闲暇时光，她还静下心来，捧着曹雪芹的《红楼梦》，看得怦然心动，读到情深处，不免满眼蓄泪，暗洒闲抛。

然而，就在慈禧俨然过着退休生活之时，战火已从海上燃至辽东半岛。到1895年初，辽东全部失守，三万余官兵为国殉难，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本海陆两军乘得胜余威，随时都有能力直指北京。

闲来无事，正在捣腾自治化妆品的慈禧太后，闻悉甲午败绩，再也闲不住了。慈禧本来就打算主和，这个时候更经不住主和大臣三番进谏。在光绪帝手忙脚乱指挥战争之际，慈禧却开始秘密召见大臣，谋划讲和。

然而那些年轻的主战派官员却坚持认为，以中国之大，人口之众，如果血战到底，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他们提出，迁都西安，以举国之力和日本打持久战。

是战是和，在这个两难选择中，唯光绪皇帝可以一锤定音。这个时候，最高统帅的人格魅力和决断能力至关重要。然而，此时的光绪，却远逊于康熙。

光绪的老祖宗康熙帝，8岁登基，少年时就挫败了权臣鳌拜，14岁亲政，成年后平定三藩，收复被郑氏占领的台湾，亲征噶尔丹，驱逐沙俄侵略军夺回了雅克萨……

康熙帝这一系列的重大政治和军事决策，无不显示出他的宏大格局和铁腕雄才。然而，这位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代皇帝已过世173年，甲午之战如何为继的历史重任，一下落在大清倒数第二代皇帝光绪肩上。这或许真真应了帕列托的“二八法则”，百分之二十的皇帝，创造了百分之八十的业绩；百分之八十的皇帝，皆庸常无为。

值此关键时刻，最该挺身而出，振臂一呼的光绪帝，却陷入了痛苦的深渊，无法承受如此之重。其结果，他选择了逃避。

此后，任凭前线十万火急，战报如雪片般飞来，光绪帝一概不看。他不再如此前那样连续召见朝臣议事，发指示，下圣旨。他躲在后宫，翻阅诗词，“研究”戏本，甚或躺倒在床，不知今夕何夕。

当光绪再一次如梦方醒，面对堆积如山的战报和朝臣惊惧的面孔，已由一个坚定的主战皇帝变成了一个主和皇帝，而且是不顾一切后果地主和。

在对日议和中，是否答应割地，最为关键。此时，就连即将被派往日本议和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也坚决反对割地。他声称：“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而积极策划议和的慈禧太后也反对割地，关于割地求和之事，慈禧曾怒怼光绪帝说：“任汝为之，毋以启予也。”

然而，光绪帝却很快下定了割地的决心。他面召李鸿章，毫不掩饰地授意道：“都城之危即在指顾，以今日情势而论，宗社为重，边徼为轻。”言下之意，把大清边远之地割让日本，是可以答应的。

然而，贪得无厌的日本，不仅要割地辽南，还要割占台湾全岛，并且狮子大开口，竟然索要军费三亿两。人在日本马关的李鸿章一怒之下，急电北京：“日本所要军费过高，并且辽南为满洲腹地，无论如何不能割让。这两条中国万不能从，和约不成，唯有苦战到底。”

太后看到李鸿章的急电后，也愤然说：“两地皆不可弃，即使撤使再战，亦不恤也。”

光绪帝则不然，在他看来，只要能结束战争，什么条件他都可答应。

不久之后，光绪帝在和议上签了字，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结束了这场大清国有史以来最屈辱的战争。《马关条约》中就有将台湾割让日本一款。

在甲午战争中，光绪皇帝从主战颓然变为主和，而且其主和的意志比他的大姨慈禧太后都坚决，这一两极式的表现，在短短时间内出现在光绪一人身上，也太不正常了吧？

据大臣们后来回忆，光绪皇帝亲政后，其表现一直就是两极式的。他的情绪经常处于从天堂到地狱般的大起大落之中。用今天的医学知识来解释，光绪帝可能患有间歇性精神病。

国势衰微又备受外敌欺凌的大清帝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坚强的皇帝，然而，柔弱偏执的光绪皇帝无论如何，也承受不起这样的历史重任。这就是大清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