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赦的类别

古代，举凡皇帝即位、寿辰，或星象异变等特殊事件，朝廷会颁行诏赦，赦免、减刑监禁牢狱内，或服刑中的罪犯。

综观历朝诏赦的形式，可分为大赦与别赦（又称曲赦）。元代自世祖中统建元（1260）起，迄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弃大都北奔止，首尾共历一百零九年。期间，十一位皇帝共颁行过大赦五十三次，别赦或曲赦四十四次，平均约一年颁行赦令一次。

自辽、宋以来，元代诏赦（加上别、曲赦共约九十七次。较辽、金、明、清等朝频繁。尤其，元代的大赦，随时序越晚，次数越频。成宗以后，长则二岁一赦，短则一岁二赦，甚至有一岁三赦。苏天爵即言：

“近岁以来，赦宥太数。……世祖皇帝在位三十五年，肆赦者八。近自天历改元，至元统初岁，六年之中，肆赦者九。”

根据笔者统计，苏氏所言，大致符合文献记载。

嘉庆四年尊封乾隆皇帝庙号谥号，大赦天下的诏书

所谓别赦或曲赦，系皇帝针对特定的对象、地区、罪刑等条件，进行减刑或赦免罪罚的诏令。元代曾颁行曲赦或别赦四十余次，原因各不同，有为旱灾、水灾、星相异变、拢络民心、招降、地震、宗教祭典或祈福等因素。

十恶不赦

诏赦的效力

元代诏赦所开释的对象，有一定的限制。

世祖（1260-1294）时，凡“杀祖父母、父、母（者），不赦”；

成宗（1294-1307）时，以世祖时的赦令为基础，增加“妻妾杀夫、奴婢杀主（者），不赦”；武宗（1307-1311）时，增加“谋反大逆、强盗杀伤事主（者），不赦”；

英宗（1321-1323）时，增加“谋故杀人、但犯强盗、印造伪钞、侵盗短少系官钱粮（者），不赦”；

宁宗（1332）时增加“蛊毒魇魅犯上者，不赦”。

《钦定宪法大纲》 清代规定赦免制度的宪法性文件

随着时序越晚，排除于赦令外的对象，日益增加。另外，获减死徒流罪者，亦不为大赦所宽宥。元廷以为，减死徒流罪者，原犯死罪，既获减死，改发徒流，已得宽宥之，故不再赦其罪，以示公平。

此项规定，有朝臣认为不公，厚此薄彼。马祖常（1279-1338）即言：“窃虑推恩或有未悉，夫大辟死罪，反被赦原。而减死流徒，独不蒙泽，此岂法之平允哉？”另外，武宗以后，犯窃盗、抢劫者，虽获赦而释，仍需执行附加刑罚。如“盗取财物者，以恶逆论，虽遇大赦原免，仍刺字徙远方屯种。”

除上述特定条件者不赦外，其余罪犯于诏赦颁行的昧爽时分后，即天亮前一刻，或言黎明时分，不论是“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罪无轻重，咸赦除之。”如成宗于至元三十一年四月十四日（1294.5.10）的诏赦，即规定：

自四月十五日昧爽以前，除杀祖父母、父、母、妻、妾，杀夫、奴婢，杀主不赦外，其余一切罪犯，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罪无轻重，咸赦除之。

此外，元代的诏赦还规定“敢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以示诏赦不可违逆、不溯既往的原则。如延祐元年（1315）时，有僧状告铁木迭儿（？-1322）专权，反遭诬罪入狱。此讼久不决，铁木迭儿颇为不满，遂问其因，曹伯启（1255-1333）对曰：“犯在赦前。”铁木迭儿虽怒，莫之夺也。

随后，赵世延（1259-1336）因得罪铁木迭儿，获罪入狱。

上述案例，反映赦前之事，赦后不究，无人可违。

诏赦的成效

至元时，国家初定，王恽、董文炳（？-1278）等朝臣，纷纷建议朝廷大赦天下，以“仁爱之本，使民永受其赐”，拉拢民心。如泰定帝（1323-1328）曾言：“朕将肆赦，以诏天下。”张养浩以为，朝廷认为“赦可以禳灾祈福，故尝轻易频数”，甚至“三年之中，未尝一岁无赦”。如此肆赦，使时人于“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曾覩斩戮。及见一死人头，辄相惊骇。”沈家本就认为，此乃元代“法令废弛故耳”。

电视剧中的大赦天下

当时，在赦令频颁的情况，让奸恶之徒无所畏惧，出现“诏稿未脱，而奸民已复群然诵之”的现象，“为官者，不知所畏，罪露则逃。为民者，不知所惩，衅深益炽。”遇赦获释的盗贼、无赖、流氓等徒出狱，故态复萌，或寻仇，或强劫，毫无悔过。张养浩（1296-1329）尝见“官县见诏赦之后，罪囚之出，大或仇害事主，小或攘夺编民。有朝蒙恩而夕被执，旦出禁而莫杀人，数四发之，未尝一正厥罪者”。为此，张氏感慨道：

赦令之频，故耳意者，以为先犯，幸而不死。今犯，即前日应死之罪，两御人货而止坐一罪。……其狱未及期岁，又复宥之。……上者，开其为盗之途，故也。

皇帝下旨

早于元初，张德辉（1194-1274）即言：“勿屡赦，所以绝幸民，息盗贼”，反对肆赦。随后，陈天祥（1236-1316）亦言：

张养浩以为，肆赦使“杀人者，固已幸矣。其无辜而死者，冤孰伸耶”。汪克宽（1304-1372）建议：“严法律而使之不敢。……毋数纵，以恣其悻。则囚系寡而听断果矣。”国家应以重令禁未犯，而峻法以治已犯。如此，则奸盗息，而禁御严矣。

吴澄亦言：“无赦之国，其刑必平。岂有数赦，所以惠奸欤贤能。”其余如张雄飞（？-1286）、赵天麟、耶律有尙、苏天爵等人，亦有相同建议。

其实，肆赦之举，有利有弊，皇帝深知其理。如至治元年（1321）时，有臣以祀事完毕，理应大赦，英宗曰：“恩可常施，赦不可屡下。使杀人获免，则死者何辜？”不予赞同。隔年（1322），有僧请求诏赦，英宗亦言：“释囚祈福，岂为师惜。朕思恶人屡赦，反害善良，何福之有。”

赦令

实际上，元代自世祖后，因帝位继承制的不稳，皇位更迭频繁，使皇帝的权力基础薄弱，难立威信。笔者以为，许多皇帝为彰显统治的正当性，常藉肆赦，树立权威。

况且，许有壬（1286-1364）以为，诏赦引发的社会问题，关键在于地方官“每遇诏赦，不问条欵，拘该如何。……虽有明白赦前应追会者，亦漫不省视。”

胡祗遹亦认为，朝廷虽“赦恩之频，数纵放凶残”，但官府“略不询问”，任意释囚，才是问题的所在。

参考文献：

《中国大赦制度》《中国法制史论文集》《历代赦考》《五刑六典-刑罚与法制》《滋溪文稿》《论不可数赦》《魏晋南朝恩赦制度的探讨》《元典章》《元史》《历代刑法分考》《石田文集》《魏晋南朝恩赦制度的探讨》《秋涧先生大全集》《归田类稿》《草木子》《刑具及行刑之制考》《元朝名臣事略》《环谷集》《吴文正集》《元代奏议集录》《至正集》《紫山大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