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满楼

说起末代状元刘春霖，其实也是个苦出身，他是既无家世也无家财，能中状元真是十分的难得。

刘春霖生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直隶河间府肃宁县人，其家世代为农，家道贫寒，其父先后在济南、保定府衙当差，其母亦在知府家中做女仆。

幼年时，刘春霖随父母在济南，后因生活困难被送回老家交哥嫂抚养。8岁时，刘春霖入私塾读书，因天资聪颖、学习刻苦而深受老师喜爱。

然而，在初应童子试时，刘春霖的报考资格却成了问题。

原来，刘春霖的父亲做过衙役皂隶，按当时规定，皂隶属“下九流”，“例不准为官，其子孙亦不准应试”，需“下逮四世，清白自守，方准报捐应试”。

为此，当刘家找到当地廪生胡光签担保时，被后者断然拒绝。

按：参加童子试须请本地廪生担保，以防止冒考和冒籍。所谓冒考，指考生身家不清白，贱民后代冒充良民后代；所谓冒籍，系因当时各地科举录取名额不一，以防止有人跨地考试。后来，刘春霖兄弟似以“从小被寄养在肃宁县大伯家”才得以参考。

不管怎么说，刘春霖及兄刘春堂最终还是参加了科考并双双考中秀才。之后，刘春霖入读于保定莲池书院，师从著名学者吴汝纶。

莲城书院创办于雍正年间，是李卫任直隶总督时的业绩之一，后经乾隆皇帝三次驾临、多处题匾，清中期后号称“全国书院之冠，京南第一学府”，院中硕学名儒，高徒辈出。

刘春霖入书院时，院中山长为桐城派大师吴汝纶，后者系“曾（国藩）门四弟子”之一，声名远播。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莲池书院虽然主要为科考服务，但吴汝纶本人十分开明，其曾为严复《天演论》作序，院中亦大量引入西学课程。

如刘春霖在就读时，就学习了《西国哲学史》、《欧洲外交史》、《世界文明史》等著作。

在此期间，由于父母相继去世，刘春霖因丁忧而不能参加科考。直到1902年，首次参加乡试的刘春霖一举夺魁，迈过了科考路上最难的举人关（通过率仅3%左右）。

然而，在次年会试中，刘春霖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他首次尝到了落第的滋味。

（借图）

顺便说一句，历来会试由礼部主持、在京举行，但因为1900年庚子之变，北京贡院被毁，加上部分省份因支持拳乱（如山西）而被禁考，这次会试最终改道河南开封举行。

而且，这次考试内容也有重大改革，“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论均应切实敷陈，不得仍前空衍剽窃”。在这一科中，其兄长刘春堂考中进士，刘春霖却名落孙山。

按常例，科考一般为三年一科，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科王寿彭榜结束后，下科应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举行。

但赶巧了，第二年赶上慈禧太后的七十大寿即所谓“万寿节”，所以特别加了一次，即甲辰年“恩科”（1904年）。

也就在这次的会试中，刘春霖拔得头筹，成为万众瞩目、为千万士子艳羡的状元郎。

由此清廷于次年（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甲辰恩科刘春霖榜即成为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次会试。

除一甲刘春霖、朱汝珍、商衍鎏三人外，其他出名的进士还包括谭延闿、沈钧儒、蒲殿俊、汤化龙等，一时人才济济，群星闪耀。

会试的最后一次考试为殿试，殿试共4道策论题，限一个白天内完成（不继烛）。据刘春霖回忆，当时书写的时间就要半天以上，真正构思文章的时间很短，否则就完不成卷。

而从刘春霖的答卷内容看，其第一卷纵论历史颇得考官好感，而其他几卷则大多老生常谈，无非“整顿吏治、倡明教化、加强军备、振兴实业”等等，谈不上特别高明。

殿试发榜后，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接见过刘春霖等人一次，据后者回忆，他们“跪在下面，又不敢抬头，只是趁退出的时候，偷偷地看了一眼，皇帝是一个瘦瘦的脸型”。

当时，光绪皇帝的身体已经很差了，朝政基本由慈禧太后主持。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春霖系慈禧太后钦点也说得过去。

这里再插一个小花絮。按定例，新科进士应由礼部制作题名碑置于太庙，但由于庚子赔款、举办新政等原因，清廷国库空虚而无力为之。

无奈之下，这科进士们只好自己出钱，制作了中国科考史上最后一块进士题名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