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打赌去盗墓，发现一件王莽“御赐之物”，纣王曾经用来“作乐” | 文 三只眼文斋

历史上，王莽通过符命禅让做了皇帝，为了挽救崩溃的西汉朝廷，实行了一系列的新政改革，然而他的改革严重脱离了实际，也不符合当世权贵豪门和大地主们的利益，遭到了强烈反对，甚至引起了平民的不满。但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王莽的一位重臣甄邯的陵墓被盗墓的故事。甄邯，大司徒孔光的女婿，西汉末年政治人物，为王莽登基出谋划策，是王莽的肱骨之臣。王莽建立新朝后，封他为承新公、大司马，位列三公之一。西汉的大司马是朝廷专司武职的最高长官，类似于后世的“天下兵马大元帅”，现代的“武装部队总司令 ”，位高权重。

公元319年，到了东晋时期，南朝宋国皇帝刘义隆为了防止北魏的侵略，下令积极操练水军，并把玄武湖北湖改作“习武湖”。为了便与水军的训练，北湖进行了改造、疏浚，由当时的建康令、将作大匠张永主持改造工作。在疏浚过程中，遇到一座古墓，工人在墓外挖出了一只带柄的铜斗（形状极像现代的烟斗），大家觉得稀奇，又认不出是何物，张永把此物献给皇帝刘义隆。刘义隆找来群臣，询问这支带柄的铜斗的来历。著作佐郎（采访史料及参与撰修史书）何承天是个博学多才的人，他一下就看此物的来历，说是王莽新朝时期的铜斗。

铜斗通常有三个用途：其一，作为一种刑具，商纣王始创炮烙之刑，其中“烙”就是铜斗。把烧红了的铜斗摁捺在人的皮肤上，便叫做“烙刑”，是商纣王的一种“作乐”的游戏；其二，一种铜制的量器，《隋书·赵煚传》中记载“ 冀州俗薄，市井多奸诈，煚为铜斗铁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其三，充当厌胜之器，“厌胜”是民间一种避邪祈吉的习俗，指用法术诅咒或祈祷以达到制胜所厌恶的人、物或魔怪的目的。王莽时期，铜斗主要就是作“厌胜”之用，又称为“威斗”。

何承天禀告刘义隆说，纣王无道，曾经与妲己一起以铜斗之刑来残害忠良，并以这种残忍的方式来“作乐”。但这支铜斗应该与纣王无关，它可能是出自王莽时期的厌胜工具。王莽对铜斗（也就是威斗）情有独钟，把它看做是有神威之力的东西，每次出巡时，都要命人背着铜斗走在前面开道，让一切邪祟之物通通回避。通常情况下，“三公”以上级别的高级官员去世，王莽都会赏赐两支铜斗作为随葬物品，一只放在墓外，一只放在墓内，让御赐之物替墓中大臣镇墓。

根据文献记载，王莽时期的“三公”分别是大司马承新公甄邯、大司徒章新公王寻、大司空隆新公王邑，只有甄邯死后葬在南京。何天承据此断定，此为甄邯墓，并且墓内还有一只铜斗。听到这个说法，刘义隆突然大感稀奇，立即与著作佐郎何天承打赌，让张永去“考古”发掘，将古墓挖开看看，以验证何天承所言的真假。如果何天承所言不虚，便重重奖赏，如果说错便是欺君之罪。实际上，刘义隆听说是甄邯的墓穴，立即就起了歪心，知道墓中随葬品颇丰，肯定还有一些稀罕的御赐之物，不如以“打赌”作为幌子，去行“盗墓”之实。

张永充当了这次“打赌盗墓”的具体实施者，马上奉刘义隆之命，对疏浚北湖所发现的古墓进行挖掘，得到了大量珍贵的随葬品，当然这些都通通献给了皇帝刘义隆。张永果然在墓室内又发现了另一只随葬铜斗，而且还有一块石碑，上面铭刻有七个大字“大司马甄邯之墓”。由此可见，著作佐郎何天承的确博古通今，他的推测完全正确。其实，何天承的推测十分正确根本就不是重点，刘义隆想要发一笔横财才是整件事情的关键。后世有学者认为这是一起早期的考古实例，但其实质就是刘义隆借打赌去盗墓的卑劣行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