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曾经出现过三个大的商业群体，它们分别是两淮盐商、山西晋商，还有一个就是广东的行商。

广州作为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持续开放的港口，到了清乾隆时期，因为实行"一口通商"，在19世纪以前，更是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曾经整个世纪吸引着全世界商人前来贸易的地区。

广州十三行，也因此垄断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所有的外贸交易。在广东十三行所有行商中，潘家和伍家的影响最大。

伍氏家族的资产曾经达到行业的一个顶峰，但是历经百年的行商却只有潘氏家族，潘家经营的商行就是同文行。

抓准时机，创立同文行

潘振承是则是潘家同文行的创始人。潘振承年幼的时候，家中人口众多，生活非常贫困。稍微年长一些，就随父亲出海打工，历经生活艰辛。

根据清乾隆时期，在广州从事贸易的一位法国商人记载，潘启官（潘振承）在马尼拉度过了他的青年时期，在那里学会了西班牙语、英语和葡萄牙语。这也成为他1735年进入广州后从事外贸生意的一大优势。

潘家跟一名从事马尼拉贸易生意的陈姓商人关系密切。后据史料考证，潘振承从青年时期就在陈姓商人经营的商行里打工。

潘振承因为诚实、勤奋、勤于思考深受陈姓商人信任。在1748年以后，潘振承以掌管陈氏商行的行商身份与外商签订合同。也就是说，潘振承此时已获陈姓商人的"委任全权"。

如果潘振承一直留在陈氏商行打工的话，历史上将少了一个行商家族。

潘振承在陈氏商行任职期间，积累了财富的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与外商打交道的经验。同时，还培养了他掌握先机的眼光。

广州水陆交通方便，明代以后即成为中西文化的交汇点。清乾隆二十二年，也就是1757年，清政府颁发了"一口通商"的政策后，更是让广州成为外商进入中国的唯一门户，广州十三行成为国内唯一合法的对外贸易机构。

潘振承正是看到了这种情况下源源不断的商机，在1760年达丰行的掌门人陈正引退后，潘振承申请成立"同文行"。

同文行成立后，潘振承经过对比，发现英国与瑞典两个国家，与中国的商品贸易总额迅速增长后，便选择了这两个国家作为自己长期、稳定的主要贸易伙伴。

由此保证了同文行对外贸易额始终稳步上升，后来更超越了其他行商成为首富。潘振承也因此，在18世纪的80年代被《法国杂志》评为世界首富。

由此可见，潘振承经营的同文行在不长的二十几年间，不仅在十三行里站稳了脚跟，而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

再接再厉，创造商业帝国

潘振承在经营同文行时，所展现出来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他同时也向世人证明，他是个非常有远见的人。

为维护同文行行号的信用，潘家对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从伦敦退回的废茶，都如数赔偿。就在1783年，同文行退赔的茶叶达1402箱，价值超过一万银元。虽然不能证明这些茶叶都是同文行的，潘振承还是做出赔款的决定。

潘振承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认为：

其一，英国人远道而来，废茶是因为茶叶问题，并非他们恶意退货。

其二，如果不退废茶势必影响以后的茶叶生意，而培养一个长期稳定的贸易伙伴并非一件易事，适当地帮助贸易伙伴其实也是在帮助自己。

其三，如果不退废茶，英国商人若是不肯善罢甘休，破坏行商声誉不说，还会引来官府的干涉，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行商。

从潘振承开始，在行商中退赔废茶就成为一种惯例。而潘振承的讲求商业信誉、善待贸易伙伴的名声也随之远扬，使得在当时的欧洲，只要收到贴有"同文行"以及后来的"同孚行"字样的茶叶，就是品质的象征，自然也就可以卖出高价。

事实证明，潘振承做出的退赔废茶的决定，让同文行的经营获利大于损失，且获得一致的好口碑。

为加强行商之间的合作，统一管理外贸以获取更大的贸易利润，潘振承等9位行商早在乾隆二十五年即1760年，向清政府呈请恢复设立"公行"。潘振承因为丰富的行商经验以及良好的人际关系，被政府正式委任为"公行"首领，称为商总。

身为商总，潘振承常常斡旋于官场与商场间，让他深刻认识到，当时的中国，仍是重仕轻商的社会风气。

行商们即使在取得巨额财富后，依旧无法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就算花巨资为自己捐买红色顶戴花翎，那也是名不符实，关键时刻中看不中用。

为此，潘振承在事业成功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后代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为其家族日后的兴盛打下坚实的基础。

潘振承的次子潘有为于乾隆三十七年进士及第，后任内阁中书，参与了《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他是潘氏一族定居广州后，最早考取进士的人。

一个商人家出了进士，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它意味着潘氏一族以后同地方官员的联系越发密切，可以跻身于士绅之列了。

潘有为任京官十余年后，因不事权贵，回乡闲赋家中。他的进士身份使得潘家在与地方官府打交道时，多了一个可以从中斡旋的人才。

1788年，潘振承逝世，其四子潘有度接管同文行。潘有度为人行事低调谦和，由于受过父亲和师长的精心培养，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他也成为了行商首领。

潘有度的商业眼界和学识均远高于其他商行的同辈之上，较高的文化修养使其让他表现出一派儒商的作风。他能够在官场以及与外商的交往间运筹帷幄，维护同文行良好的信誉，使家族生意继续保持上升状态。

此时的同文行，在父辈打下的良好基础上，因为潘有度的经营有道，又有身居官场的潘有为的鼎力支持，在广州十三行中可谓独领风骚，显现出一派商业帝国的气象。

迫于局势，商业帝国落幕

事实上，在潘有度接管家族商行的时候，国内外形势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自乾隆末期始，吏治败坏，贪污盛行，国势转衰，民间叛乱迭起，清政府财政负担加重。财政上的负担自然要转嫁给百姓。商人以其富厚，更是难以独善其身。

身为商总的潘有度一面要经营同文行，一面又要应付官场和外商之间的事务。繁冗的工作让他殚精竭虑，感到厌倦和疲惫。他于1800年欲辞去行商的职务，但未能如愿，

在嘉庆十二年以也就是1807年，潘有度结束了同文行的经营。他将家族的资产按股平分，与其他6房兄弟做了财产分割，自此"各自营生"。

到1815年，广州十三行的经营秩序混乱，不便于政府管理。潘有度被政府重新召回，充当行商。为区别于之前七兄弟共有的同文行，潘有度复出后把商行改名为同孚行。

至此，潘有度所面临的贸易环境与他父亲的时代完全不同，当时的国际贸易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非常大，劳心劳力的潘有度在经营同孚行五年后去世。

潘有度的经历也让我们看到，在商总的荣耀光环之下，其实都是他与官商之间斗智斗勇的艰辛史，有时候甚至要两边受辱。

潘有度去世之后，他的几个儿子都不愿意进入商行任职。但是广东的官府以及英国东印度公司等外商，都不同意同孚行停止经营。最后，潘有度的四子，潘正炜被迫于1822年出任同孚行的行商。

就在这一年的9月20日，广州十三行的商馆发生了一场火灾。多家商行被烧毁，灾情严重。幸运的是，同孚行逃过这一劫。

但由于19世纪初，英国人为平衡自己国家的贸易入超，将鸦片不断的输入中国，致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改变了中西贸易的格局。

此时的政府官员更是腐败贪婪，向行商们勒索无度，加剧了对外贸易环境的恶化。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们，此时遭遇的各种贸易困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由于鸦片贸易屡禁不止，走私猖獗，许多行商甚至因此遭到罚款以及官府的勒索，导致破产。到了1829年，行商就只剩下6个，同孚行是其中之一。到1833年，同孚行也被地方官员以挪用税金为借口，扣留其公司商船并勒索钱财。

潘正炜本就是迫于无奈才当上行商的，黑暗的官场，更是让他感到厌倦。但作为一名行商，潘正炜有着良好的文化素养及职业操守；从小接受的儒家文化教育，他骨子里的爱国主义情怀也促使他成为一名有良知、有血性的商人。潘正炜非但不参与鸦片贸易以谋私利，还极力支持禁烟抗英。

鉴于英国与以武力保护英商进行鸦片走私，潘正炜于1836年以同孚行的名义捐资支持提督关天培虎门炮台的建设。1839年，潘政委又响应林则徐的号召，捐资购置了一批由英国利物浦工厂制造的新型铁炮，加强广东海防。

潘正炜明显的抗英行为，直接影响到同孚行与英商的贸易。同孚行的处境已是今非昔比了。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十三行的商贸活动完全停顿。但潘正炜却仍以各种形式积极的支持抗英斗争。

1842年，鸦片战争以中方失败而结束，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必须赔款2100万银元。其中行商们按条约规定必须承担的"商欠"赔款为300万元，占赔款总数的14.28%。

《南京条约》还规定了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的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这样，广州在全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大为削弱，十三行行商对中西贸易的垄断权也到此结束。

潘正炜虽然对英国侵略者感到痛恨，但他同样痛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此时是他结束同孚行经营的时候了。他将同孚行的商号及商誉，赠予曾尽心尽力帮助过他的潘正威家族，更名为"同福茶行"，这才让闻名中外的"同孚"商号得以延续。

同文行由兴起至落幕，就是那个时期社会发展的缩影。作为广州十三行中成功的百年外贸世家之一，同文行虽然最终未能逾越时代的局限，但潘氏一族却华丽地转身为儒学世家，向世人证明自己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