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曹操，大家都不会陌生，《三国志》称其为汉相曹参之后，曹操的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曹腾历侍四代皇帝，有一定名望，汉桓帝时被封为费亭侯，《三国志·武帝纪》中说曹嵩“莫能审其本末”，而在裴松之注《三国志》接引用三国吴人所著《曹瞒传》中称曹嵩本姓夏侯，但此说法可信度不高。曹嵩继承了曹腾的侯爵，在汉灵帝时官至太尉。

从上述可以看出，曹操虽出身豪门，但由于系宦官之后，在时人眼中仍被称为"寒族"。这种寒族的社会地位实际上一直激励着曹操积极进取，争取上位。青少年时期的他酷爱读书，经史典籍广泛涉猎，尤爱读军事著作，这在他的一生的军事生涯中体现出来，不仅如此他且在诗歌、书法、音乐方面天赋独具，几可与名家媲美，武艺也十分高强。曹操的崛起也需要时代的背景。

初平三年（192年），董卓被杀后，他的部将李傕、郭汜等人便遣使诣长安求赦。

但当时，作为诛杀董卓的首要功臣，王允自然少不了朝廷的嘉赏和广大人民的称赞。于是，王允态度开始发生改变，慢慢变得自以为是，在如何安排和处理董卓的旧部的问题上，反复无常，态度极为傲慢。

​李傕、郭汜等人就因此更加恐惧，不知所为，准备各自解散，逃回乡里。贾诩当时因为是董卓所部的官吏，在李傕军中任职，为求自保，便出面阻止了他们，对李傕等人说：“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而诸君弃众单行，即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率众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幸而事济，奉国家以征天下，若不济，走未后也。”（《三国志·魏书·贾诩传》），此计为众人采纳。李傕等以替董卓报仇为名，联络西凉军诸将，率军昼夜兼程，奔袭长安，后击败吕布，杀死王允，挟持了汉献帝，控制了东汉政府。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袁绍谋臣沮授曾劝说袁绍，如果能“西迎大驾，挟天子而令诸侯”，就会收到没有谁“能御之”的功效。袁绍偏偏不听，觉得献帝是个废物，把他弄来还得养着，怪麻烦的。

兴平二年（195年），李傕等人相互争权夺利，矛盾越来越激化。建安元年（196年）七月，汉献帝辗转流亡，回到了已成为废墟的洛阳。

在这段时间里，关东联军实际上已经分裂，形成了以北边袁绍、南边袁术为主的两个大势力。而在二袁之间的，则是兖、青、徐、豫四个小州，充当袁绍与袁术两大势力的缓冲地带。袁绍怕袁术的势力壮大了对自己有威胁，就暗暗联络袁术背后的刘表牵制袁术，袁术也怕袁绍的势力壮大了对自己有威胁，就暗暗联络袁绍背后的公孙瓒牵制袁绍。这就给了曹操可乘之机。

同时，青州黄巾军发展迅速，而且在袁绍与袁术中间的曹操被推举为兖州牧。后来他大败青州黄巾军，收编了降兵30万人，组建成“青州兵”，成为他手下最精锐的部队。一年后曹操打败吕布，巩固了在兖州的统治地位。正是在这时候，他选拔毛玢为治中从事。毛玢认为当时天下分崩离析，百姓饥馑，要成就霸业，除了恢复生产、积极蓄粮外，还要把皇帝控制在手里，用皇帝的号令去讨伐敌对势力。曹操听了大为赞许。马上派使者前往长安，向汉献帝上奏章，表忠诚。

献帝东迁后，曹操觉得机会来了，当时宫中食用困乏，曹操便经常向献帝进献食品和器物。曹操甚至亲自赶到洛阳，将献帝控制起来，而后连哄带骗，先是说到洛阳附近富庶的地方，以便筹措粮食，等献帝一出城，便被裹挟至许（今河南省许昌市）。随后，定许为国都，称许都。

曹操对献帝的物质保障和适度尊重，果然得到了他所期待的巨大回报。献帝授给曹操节钺，录尚书事，任司隶校尉。迁都许后，又任命他为大将军，实际获取了高出于所有文臣武将的地位。

汉献帝刘协在许都虽然衣食无忧，却也无所事事。特别是虽然是贵为天子，曹操也还算尊重自己，但他却时时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曹操不断地诛除公卿大臣，不断地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建安元年八月，曹操进驻洛阳，立刻趁张杨、杨奉兵众在外，赶跑了韩暹，接着做了三件事：杀侍中台崇、尚书冯硕等，谓“讨有罪”；封董承、伏完等，谓“赏有功”；追赐射声校尉沮俊，谓“矜死节”。然后在第九天趁他人尚未来得及反应的情况下，迁帝都许，使皇帝摆脱其他势力的控制。此后，他还加紧步伐剪除异己，提高自己的权势。他首先向最有影响力的三公发难，罢免太尉杨彪、司空张喜；其次诛杀议郎赵彦；再次是发兵征讨杨奉，解除近兵之忧；最后是一方面以天子名义谴责袁绍，打击其气焰，另一方面将大将军让予袁绍，稳定大敌。

纵观曹操的发家史，我们会发现曹操的成功、由弱变强，完全离不开适时地抓住和利用机遇。加入反董卓联盟、收编青州军、挟天子以令诸侯……每一环对曹操来说都必不可少。然而，无论是李傕、郭汜还是袁绍、吕布，在他们的面前，都曾有过控制皇帝这个机遇，可是却没有抓住，直到逝去才追悔莫及。由此足可见抓住机遇对一个人的成功有多么重要。

参考文献：《三国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