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最初的社会形态里，原始共产者们可以凭借手艺成为领袖。比如，第一个掌握造房手艺的人被尊为“巢皇”，第一个掌握钻木取火手艺的人被尊为“燧皇”，那位每天创造七十样东西的大发明家则被尊为“娲皇”。

这些人物的成功史说明了一个现象：原始社会是手艺人称霸的天下，靠发明创造可以成为人上人。

禅让制：部落联盟时代的贵族内部游戏

但在原始社会最初那拨手艺人传播技艺后，简单的社会分工逐步出现，阶层的划分也由此产生，手艺人称霸的社会基础不复存在，占统治地位的阶层为了更好地支配其它阶层，发明了一种强大的统治工具——国家制度诞生了。

在部落联盟这种准国家制度下，普通人靠“奇技淫巧”称皇称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原始国家形态下各阶层之间原则上不再流动，所谓禅让不过是贵族内部的闭门选举，获得被选举权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你首先必须是贵族。

为什么这样说呢？尧舜禹三人的身世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尧是帝喾之子，妥妥的贵族血统。帝喾死后，接班人是他的长子帝挚，帝挚后来又禅位给弟弟尧。可见，在尧舜禹禅让制开始之前，帝喾父子三人已经开始玩“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套路了。

而舜和禹也都不是外人，尧是黄帝的四世孙，舜是黄帝的八世孙，禹爷是黄帝的四世孙。虽然传说舜这一系已经五世为庶人，但这更可能是《帝系》等文献为构建大一统帝王世系的有意设计。而且，舜能娶到尧的两个女儿，并得到部落联盟诸侯长四岳的推荐，都说明他不可能是真正的庶人。

因此所谓的禅让制，跟无差别海选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它不过是部落联盟内贵族的左手换右手。当然，也有观点认为所谓“禅让”只是一种粉饰，实际上竞争者之间要经过激烈的争夺，甚至直接是后任对前任的篡夺。

但禅让也好篡夺也罢，都是部落联盟时代贵族内部的游戏，贵族以外的阶层毫无问鼎的机会。

世卿制：周代礼制对权力通道的致命束缚

世卿制也被称为世禄世卿制，起源于夏朝的世袭贵族和商朝的世官制度，在西周时正式定型为卿位、禄田世世代代父子相传的官爵等级制度。由此就形成“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国语·齐语》），阶层完全固化的社会形态。

处于统治地位的各阶层的用人原则，也全是以家族血缘为基础的任人唯亲制，全部是父子亲族世代相传。西周的周公、单公、召公、藐叔、荣公、南宫等世卿家族延续时间都在百年以上，靠的就是这种“贵贱分明，上下无交”的阶层固化手段。

因此，有人这样来调侃西周的社会特征：具有强烈的贵族气息。

更直白的说法是这样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左传》）。

这十等人中的王、公、大夫、士都好理解，但解释皂、舆、隶、僚、仆、台的含义就比较复杂了，我们只需要知道他们都是被统治的阶层，而且是一层压着一层，被统治阶层内部也存在相互之间严格的从属关系。

之所以搞得这么复杂，就是为了层层封锁把由下向上的通道彻底锁死，确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这个套路不出意外。

军功爵制：战国时期高速运转的底层上升通道

战国时期随着诸侯战争愈演愈烈，世卿制这种僵化的权力运作模式开始瓦解，以商鞅变法为代表的一系列诸侯国革新运动，预示着世卿制的解体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特别是随着诸侯国的战争兼并，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遭到动摇，以土地国有制为基础的井田制不可避免地遭到严重的破坏，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的世卿制的经济根基，走向了无可挽回的崩塌。

这一时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秦国的“军功爵制”，秦国的军功爵位共有20级之多，例如“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除庶子一人，乃得入兵官之吏”，也就是彻底按军功授予爵赏，不论出身贵贱，即使是最底层的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杀敌领赏、改变命运。

所以，秦军战斗力强悍有着深刻的经济原理，对面敌军士兵的首级对于秦军士兵来说，就是闪闪发亮的金矿，砍下来就意味着得到了爵位、田地、房产和封荫，带来的是身份阶层和经济地位的巨变。

可以说秦灭六国在一定程度上是激励机制的胜利，这一军功爵制后来又被刘邦所沿用。但这毕竟是诞生于战争时期的一种特殊制度，在和平时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非军功而赐爵的轻滥现象，西汉时丞相、外戚、驸马甚至后妃都被胡乱加爵。

于是军功爵制很快成为了一种新的贵族游戏，底层百姓很难再从中获益。

察举制：一个聊胜于无的底层上升通道

察举制的肇始是刘邦的求贤诏，后来又演变出一个名为“孝弟力田”的制度，孝悌和耕田出众的两类人将被选任为官。这些制度的雏形在汉武帝时，最终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察举制”。

这种自下而上推选人才的察举制，主要分为孝廉、茂才、贤良等科目，孝廉科是对“孝弟力田”制度的继承，以州郡属吏或通晓经书的儒生为举荐对象。

相比于孝廉科，茂才科更注重被举荐者的能力，目的是选拔“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主要以现任官吏为举荐对象。普通百姓基本上只有先被举为孝廉，进入官吏队伍后才有被举为茂才的资格。

贤良科则属于察举制中的特科，以具有特殊才能的人为举荐对象，比如出现了水旱日食等被认为是灾难的事件时，皇帝通常会专门下诏求贤良之人来“消灾化异”。

察举制虽然看上去向底层百姓开放了上升通道，但它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因为两汉时期还同时实行着“任子制”和“赀选制”，而这两个制度对普通人是关门的。

任子制的特点是拼爹，如果老子是官秩二千石以上的大官，儿子即使是人渣也照样有官可做。赀选制的特点是拼钱，说白了就是花钱买官，是有钱人才有资格玩的游戏。

而且察举制本身也存有严重的公正性问题，因为举荐人才的权力掌握在从王侯三公到州牧郡守的官吏手中。这种政出多门的“官人法”，很容易沦为官吏们拉山头的“养士”之举。袁绍逢人就说“吾家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就是靠手中的荐举权拉山头拉起来的。

一旦察举的权力被各级官吏用于培植私人势力，那么底层百姓就在这个制度中丧失机会了。道理很简单，既然是为自己培植势力，那肯定是从富豪、权势之家举荐子弟更见成效。

九品中正制：门阀士族的最后狂欢

九品中正制的出现，本意是为了解决察举制中荐举权过度分散的问题，同时在实行的过程中为了照顾世家大族的情绪，是从“家世”（家庭背景）和“行状”（品行才能）两个方面对人才进行“定品”。

虽然普通百姓在定品时自带劣势，但九品中正制总算是革除了察举制的弊端，算是重新为底层上升开辟了通道，也是有进步意义的。

可是好景不长，门阀士族这样的既得利益集团难免要琢磨阶层固化的办法，而封堵下等阶层上升的最佳方式就是在定品上做手脚。

最后的结果便是完全以家世来定品级，由此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一品压着一品，阶层上升的通道又被锁死了。

这种局面持续到整个南北朝时期，直到隋朝建立才得到改变，杨家皇帝为了加强集权，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入囊中，用科举制替代九品中正制。

有了考试这种唯成绩论、无差别对待、至今广泛沿用的极端公平方式作保障，科举制在自隋唐起的1300年封建历史中，虽然也不断出现过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一直是主流的人才选拔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