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社早在2015年8月10日曾经报道过，一份有关侵华日军的战时文件集被发现，内容有关于归队俘虏的相关信息。这份1941年2月份的文件非常罕见地记录了有关被八路军俘虏之后又被释放回来的日本士兵的相关情况。在这些士兵的记录中，大部分的形容词都是“耻辱”和“不光彩”，说明这些士兵对被俘的经历还是非常抗拒的，侵华日军的俘虏一般都很少，这和军队内部有关于一旦成为俘虏就应当自我了结的教育有关系，这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但是日本对于俘虏的这种心态是怎么起源的呢？

实际上，日本军队早期对于被俘士兵的处理并不是向外界宣传的那样严厉。在日军现代化建制形成后，第一个遭遇的硬仗是对战沙皇俄国。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有约1800名日军的官兵被俄罗斯方面俘虏。在日军胜利后这些俘虏被交还给日本方面。当然，在归国后，这些被俘人员要接受严格的审查，确认其身份和被俘原因。在这些人中级别较高的是第28联队联队长村上正路大佐，根据他的供述，其声称自己在受伤后失去了意识，因而落入了俄罗斯人手中。最后村上被免除职务并降为预备役，但是终究还是免除了牢狱之苦。1908年日军军部颁布的陆军刑法中也没有对被俘将士专门进行刑罚的规定。但是随着日本军国化的相关推进，军部选择了武士道精神进行狂热化军事动员宣传，导致军中对于被俘人员的惩罚力度越来越严厉。在日本全国上下一片誓死天皇的宣传口号中，这种武士道精神便不仅仅是一种武学之道，而是更多被赋予极端和简单化的效忠符号，并把它和天皇紧密联系，为了天皇这个“神“战死是无上的光荣，而战俘则是国家的懦夫和叛徒。

在这种氛围之下，在国际上日本拒绝加入有关于善待俘虏的日内瓦公约。在二战期间，日军对于其他国家的战俘施加残酷虐待，战俘营中的死亡率极高。日军甚至在一些时候大肆残杀战俘。对于本国的战俘也是横加处置，异常残酷。根据共同社的报道，这和文件中记载的八路军优待俘虏的作风形成了鲜明对比，八路军甚至还释放了部分俘虏。在文件中，被俘士兵们都供认称在被俘期间都有数顿餐食以及香烟等物资发放，有些负伤士兵都得到了妥善治疗，部分士兵获得了回军中的路费。八路军此举原本是希望瓦解日军对于士兵所宣传的“落入中国人手中会惨死”的欺骗性宣传，引起反战和厌战情绪。然而这群俘虏在归队后都接受了隔离审查，最终被枪决或是被迫自杀，在这次发现的资料中也被予以证实。不得不要指出的是，由于长期的歧视宣传，日本人对被中国人俘虏的战俘的鄙视更为严重，所以俘虏的抗拒心理会非常强烈。这也促使八路军改变战俘策略，转向争取日军士兵参加反战同盟，效果显著。

东条英机曾经在《战阵训》中明确指出，日军士兵应当牢记家乡门风的声望，在军中更加勤勉，尤其是不能接受俘虏囚禁的侮辱，祸害部队的名声，辜负父老乡亲的希望。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作为俘虏对于日本士兵而言是一条绝路，所以他们宁可在战场上战死或自杀。在曝光的文献中也体现出，这些归队俘虏在审讯中表示极度愧疚，玷污了部队的名声。并表示自己非常失败，没有脸再活下去。

作了俘虏后，除了士兵自己，他们的家人处境也非常地难堪。对于家族的名声而言是毁灭性的。所以不少俘虏在归队后会被要求自杀保全家人和部队名誉。本来这是基层部队的私自做法，但是到了1941年已经蔚然成风，比如日本第十二军就明确要求教育士兵被俘后有必要脱逃或者自尽。

而如果被俘人员不自我了结的话，日本的军事法庭就会介入，家属会被连坐，无法享受军属待遇，甚至会被扣上国贼的帽子。有些家属在上个世界70年代才能够领到战争抚恤金，就是这个原因。日军此举自然也影响了反战同盟中倒戈的日本人，为了保护远在日本的家人，他们不得不使用化名，比如说军医佐藤猛夫，一直使用“山田一郎”这个名字。在工作中牺牲自己的今野博化名为中野博，宫川启吉化名宫川英男，这在当时都是非常普遍但又不得已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