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高考成绩公布时，自然是有人欢喜有人忧。不过今年的这一时刻，因为一位上海的视力障碍者，让人们的关注点跟以往有了一些不同。

上海某媒体6月24日的一则报道《与上海高考最高分仅差3分的他竟是盲童！然而“励志哥”一家却超级“淡定”》，迅速在微博和微信朋友圈里刷屏，众网友表示惊叹之余，也纷纷调侃：“这则新闻一定不能告诉妈妈，不然会被打死”云云。

作为一名视力障碍人士，我自然为这个孩子能考出如此成绩欢欣鼓舞，也为其能够给读者带来的对残障的积极形象点赞。但同时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媒体如何报道并呈现残障议题监测与研究工作的残障人组织（英文简称DPO）工作者，就这则新闻以及其所引起的传播影响，我觉得有一些事实和其背后的框架应当指出。

首先，上海市的盲人，参加的并非是全国统一高考，而是自2002年起，在上海开始举办的单考单招。

2002年的考试采用的是“3+1”形式，具体科目为语文、数学、英语和历史。试题内容由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根据难度略低于普通高中的特殊教育课程标准出的，难度略低于普通高考。当年考生如果分数达标，可以进入上海师范大学就读。

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上海市盲人单考单招也发展成为“3+3”模式，系统内招录的大学增加到了华东师大、上海师大和二工大三所。这也是文首该则报道中主人公遗憾不能上复旦大学的由来。

这样一个背景信息，其实在该记者的报道中有所提及。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自从2002年上海高考向盲童开放以来，上海盲童学校每年都有大约五六名考生参加高考，而且录取率相当高，接近100%，迄今已有近百名盲生考取大学。今年参考的两名全盲考生和三名低视力考生也都全部大幅超过本科分数线，这都得益于他们在盲校里接受的并不“特殊”的“特殊”教育。

但是这个背景信息并未展开。而我之所以在此处要将之指出，是因为这则新闻的标题明显存在误导。因为单考单招的考试成绩，与上海市普通高考的成绩，根本没有横向的可比性。因为其标准和难度都有所不同。

当然，我在此并非否认该位视障考生的优秀，而是从该新闻所引发的讨论来反观，这种报道模式，属于残障新闻报道中的“超常化表达”：通过与非残障人的比较，来突显取得成就的残障人士 “身残志坚”和“自强不息”等品质。这样的描述，传达的其实是对残障人士能力的不信任，以及对其较低的期望值，以达到其在新闻传播过程中残障人所担负的对人们的“励志”价值。

网友们纷纷表示这则新闻不能转给妈妈，其背后隐含的意味是，如果转给妈妈，那妈妈可能的回馈可能是：人家一个盲人能考成这样，手脚健全的你难道不应该感到惭愧？而类似的遭遇，在残障人的生活中并不鲜见。

我在2017年《奇葩大会》所作的题为《这个世界上不应该有“残疾”人》的演讲中，也讲述过上学期间类似的遭遇。因为学习成绩好，而被老师用类似的方式夸奖，并同时刺激更多非残障的同学。但当时我身处于普通学校的普通班级之中，也许从学习成绩上可以做一些横向比较（尽管我不赞同这样的做法），但在这则新闻里，明显不可以这样比较。而该报道并未明确指出该项事实。

从上述内容和新闻的标题综合来看，难以排除故意误导受众以达到其传播目的的嫌疑。而其塑造个人才华与努力成功的“个人英雄”形象的同时，也是在进一步加深人们对于残障群体“难以成功”的偏见与“无能”的刻板印象。这与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所倡导的社会模式相悖，即认识到残障人的处境是社会中的环境障碍和人们的负面态度对其阻碍所造成的结果。

另一个重要的背景信息是，2014年以前，我国非上海户籍的视力障碍人士，同样只能通过单考单招进入大学。只是相较上海而言，他们只能进入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和滨州医学院特殊教育学院，相应专业为针灸推拿和音乐，并非如上海那般丰富及可选。而自教育部发出《关于做好2014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201401号）后，大陆地区的视障人士才开始能使用盲文和大字试卷参加普通高考。

上述新闻中提及该考生“遗憾不能报复旦”，以及某公众号发布的《上海一盲童高考623分，距最高分仅差3分！他们家的育儿经真是了不起！》一文中表示“盲童考生的试卷形式和内容，是根据特殊教育教学标准制定的。有媒体获悉，清华大学等国内名校已纷纷向他递来橄榄枝”等信息，又将另外一个问题推到了我们面前，即是残障领域在公众传播中的道德压迫。

从相关的背景信息来看，盲人有没有渠道上复旦大学？当然有，参加全国统一高考，以相同的分数线与人竞争。但结合两个背景信息的缺失，以及新闻标题可能产生的误导，在其报道中谈及该生无法上复旦的遗憾后，很容易给读者产生一种情绪，即如此优秀的残疾人，凭什么不给他一个机会。这种情绪，可能形成对复旦大学的道德压迫，也可能会让更多学校来一个“特事特办”。

从我作为视力障碍人士私益的角度出发，其实我巴不得针对残障人的事情，能特事特办，我还想坐火车和飞机，残疾人都能免票。但是从公益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我们需要的还是一个公平的、合理的制度保障。

一方面，所谓的特事特办，在奉行能力主义的现有文化环境中，能够从中获利的，是那些拥有资源和权利的人，而不是对所有群体的保障。如同2017年甘肃轮椅考生致信清华引发关注后，某媒体的一则评论《人生实苦，所以请你足够优秀》中所言，如果这位考生不是因为考分高，恐怕是没有这样的机会收到清华的鸡汤和大家的鼓励的。

另一方面，特事特办，也就意味着你的权利需要依靠他人的意志。譬如在2017年安徽视障考生与东北师大的互动过程中，开始有新闻报道说学校让其住在校外，引来一片叫骂之声，认为东北师大拒绝盲人。可转天又有报道说这对父子又要导盲犬又要残疾车，一下就变成了这对父子贪得无厌。

最后，还有一个背景信息，那就是我国大陆地区目前视力障碍人士在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的具体情况，从前文中看到上海的盲人高考难度低于普通高考，可窥得一些。

盲校的教学质量，教学水平和这种隔离的教育模式所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是盲人能力不足，还是教育理念落后？以及在世界范围内，乃至于我国签署并批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之后的融合教育间的差距。

这些更为宏观的背景，能够让我们跳出对残障的固有框架和道德压迫，真正走向残障人受教育权的机会平等、过程平等和结果平等。它包括我们隔离式的特殊教育的改革、融合教育环境的支持体系建设，也包括打破区域间的不平衡与限制，以及处在单考单招向统一竞争转轨期的残障人教育权利实现的特殊保护程序等。但不论如何，应该引起关注的，是制度性的、系统性的保障与建设。

（作者：蔡聪 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