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多天前，2017年高考已经结束，但大家对高考制度的讨论却依然火热。这其中，有的人饱含深情，有的人感慨万千，也有的人心存不满甚至冷嘲热讽……不可否认，这些声音远远超出了40年前那场高考本身的范畴，已经延伸到了对高等教育体制的讨论。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声音中，如何看待高考和以它为代表的高等教育体系？我们不妨听一听77、78、79级考生的观点。作为恢复高考的首批参与者、作为近40年来我国改革发展的推动者和建设者，“那三届”学子如今已成为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作为高考“过来人”，他们对高考以及高等教育体系的看法也许更加客观中肯，也更具反思和建设意义。6月17日，“那三届”中的部分代表聚集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为中国未来的高等教育体制和高素质人才培养建言献策。小智把大家的观点梳理一番，以飨读者。

研讨会现场（段月 摄）

昨天：高考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更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谈到当年那场高考，与会者普遍认为它首先改变了那一代人的命运，让很多人从农村走进城市、从田间走进教室、从工厂走进高校，进而参与并见证后来40年中国社会的巨变。国务院参事、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石勇就直言不讳地表示，“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他不是唯一一个作出这般感慨的人，国务院参事陈全生、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中国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左小蕾等都表示，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然而，恢复高考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个人层面，更是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正如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宁滨指出，“高考既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也改变了国家的命运”。这一点得也到了大家认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认为，“高考是和改革开放紧密连在一起的，是改革开放的先声。”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大大、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邵鸿表示，“高考真正恢复了中国的高等教育，更不用说保障中国社会的流动”“高考不仅是教育制度，实际也是很重要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对于这一点，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张力的感受是相同的，他认为高考制度“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回顾和反思40年前的那一场高考才具有了弥足珍贵的现实意义。

今天：时代对以高考为代表的高等教育体系和高素质人才培养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

与会者普遍认为，40年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以高考为代表的高等教育体系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这些大致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学生知识水平大大提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表示，“现在的学生从掌握知识上来说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无论是数学、英语、经济学、管理学，他们所掌握的范围、深度都远远超过我们。”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回忆起一件趣事，支持了这一观点，“当年大学开英语班，分高班低班，高班是能认识26个字母的，低班是还没认识的。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学生的水平。”

二是我国综合国力今非昔比。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我国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对高素质人才、特别是创新型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宁滨认为，应当更多地从建设创新型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角度考虑教育的职责。“教育是创新性人才培养的一个环节，但同时创新性人才也不完全是依靠教育培养的。因此，如何发挥教育的作用，打好创新的基础非常重要。”石勇表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他还进一步指出“推进《中国制造2025》战略要全方位地发展人才。”

三是世界发展日新月异。当今世界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孕育期，特别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正在深度融入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一方面，知识更新速度加快，如何提高学习能力十分重要。汤敏认为，今天“一切行业都处于颠覆性的快速变化之中，学校里学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人工智能、互联网出来以后，大学里学的知识，在走出大学时就已经过时了。”另一反面，在互联网时代，教育个性化的特点也日益显著。这是宁滨的观点。张力也表达了类似的主张，他认为“高等教育的战国时代即将来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接受不同形式、不同方式、不同种类、不同质量的高等教育的机会”。

这些新形势、新变化、新挑战，都对我国的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迫切要求高等教育体系与时俱进，跟上甚至引领时代发展，为我国的深化改革、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高素质人才。

在线教育蓬勃兴起（图片来自网络）

明天：推动高等教育与时俱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在新的起点如何推动高等教育、高层次人才培养与时俱进？与会者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从单一传授知识向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并重转变。陈全生指出，知识和能力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有知识不一定有能力；有学历的人不进行及时更新，所学的知识就会变得陈旧。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大大朱永新认为，大学应该重视阅读和写作这两门课程，这对于培养学习能力十分重要。汤敏则从技术进步的角度，对全球高等教育进行了反思。他认为，当前全球高等教育体制基本还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是为大生产、为培养螺丝钉这样的人服务的。而未来社会的主要特点是创新、是迅速变化，针对于此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可能还不存在。因此，必须确立紧跟技术和知识的终生学习体系。

二是发展更加灵活、开放的人才培养体系。邵鸿指出，要大力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特别是“放管扶”的改革，创造产生教育家的条件，使优质教育资源可以更加大量快速涌现，特色学校、特色教育广泛出现，为社会提供丰富多样、高素质的教育供给。石勇同样表示，要发展更加多样的教育模式，加强职业教育，加强民办大学。西安外事学院校长陈爱民对民办大学的感触颇多，她强调，不一定所有的高校都要追求办博士、硕士学位，优秀的本科大学同样重要。中国电信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毕奇认为，提高我国科技水平必须要有国际化的视野，其中高层次人才评判国际化是当务之急。”

三是加强对教育本质的思考。陈爱民认为，教师需要更好的机制来发挥“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用。宁滨认为，大学既要回归教育、沉下心来，又要加强与社会的联系、加强成果转化。“我们应把浮躁、功利的东西弄少一点，真正回归人才培养的规律。”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大大童世骏认为，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劳动和科学的关系，既要重视科学，又不能忽视劳动，这样才有利于培育和弘扬创新精神和工匠精神。

与会者热烈讨论（段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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