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春辉（右二）曾在北京西二旗的贤二家餐厅勤工俭学。在那里，他学会了将许多事情换一个角度思考。（受访者供图/图）

安阳文心高中今年有六名学生参加高考。在李路静老师看来，他们只要从考场平安顺利地出来，就是成功。因为对于他们，这意味着“一辈子又正常了”。

学校里一个孩子打破了另一个孩子的头。李路静给打人的孩子讲了半年彼得大帝的故事，两个孩子后来成了好朋友。打人的那个现在在做生意，被打的那个当了警察。

李路静连续两年没陪学生去考场。去年因为生病，今年则是送女儿高考。李路静是河南安阳文心高级中学的老师，学校坐落在安阳市附近的滑县。整个滑县今年的考生超过5000人，文心高级中学整所学校只有20人，其中毕业班六人，全部参加了高考。

“看了一遍题第一感觉不是太难，和在学校做的没什么两样。”第一天考试后，华飞鹏在日常总结里写道，“时间刚好，两个半小时写完还剩十分钟左右，又审了一遍题，看了一遍答题卡，一口气松了下来。”

这是一所特别的学校。自李路静2008年创办学校起，已有将近200名学生从文心高中毕业，九成是男生。他们大多因厌学、贪玩、叛逆等原因，早早地离开过校园，来到文心高中后，又慢慢发生变化。

“这些孩子，只要从考场平安顺利地出来，那就算成功。对于他们，一辈子又正常了。”李路静说。三年间，她最满意学生的眼神变化：“刚进学校的时候，大家的眼神是不自信、东躲西藏的，有时候脸色也很难看。”

华飞鹏是这届毕业班的“队长”，他的母亲和另一位同学的母亲一同接送参加高考的六位同学。他住得离考场很近，大家中午就去他家吃饭和休息。考试那两天，华飞鹏的父亲华国参在老家收麦子。考完试又过了两天，父子二人才聊了一会儿，华飞鹏说自己没什么压力，“随缘，考到哪儿就报哪儿。”几年前，这种简单的父子聊天，是无法想象的。

1高考的意义

近十年如一日，李路静每周会在安阳待两天，处理家务，然后回到滑县。她本是附近的濮阳市人，后来随丈夫定居安阳。滑县是河南的产粮大县，原归安阳市管辖，2014年成了省里的直管县。

学校里，高一的五个新生正在晚自习。晚上，六个高三学生从北京回来，他们弄混了北京站与北京西站，延误了行程。

那几天，因为学校学生少、条件简陋，县教体局给文心高中下了整改通知。2016年李路静生病，学校没顾上招生，教室也不免凌乱。她把高三学生送去北京的仁爱慈善基金会学习，那里有来自几所著名大学的学生志愿者老师。这一年几个孩子就在北京与滑县之间定期往返。

仁爱慈善基金会2006年成立。2008年，大学毕业后，李路静开始在那里担任义工，同一年，她在滑县创办了学校。校名“文心”源于她喜欢的古代文论《文心雕龙》。

文心高中通常每年计划招生60人，学生大多是滑县本地人。李路静希望能在这所学校里，先帮学生“转习气”，再培养他们参加体育或艺术类的高考，至少能留下一项兴趣。学校今年被纳入仁爱慈善基金会的助学项目，在即将到来的新学年，准备面向全国招收300名学生。

文心高中的校园过去是一所小学。校园空旷，烈日当空，临近门口那株高大的皂荚树和几棵柳树提供了难得的阴凉。男生午间在水房里冲澡，洗过的衣服搭在院子里。新来的学生正在训练，整队、跑步，努力习惯学校的秩序。

学生处的墙上，贴着学生周一到周五的作息时间。从清晨5：50到晚上10:00，要上九节课，中间还要锻炼身体、打扫卫生。学生处有电视机和机顶盒，值班的学生有时会看《荣宝斋》这样的历史电视剧，综艺节目《我是歌手》，或《盗梦空间》《奇异博士》这样刺激而无害的电影——看什么，要获得老师首肯。每晚七点，学生们会准时观看《新闻联播》，睡觉前交上800字的每日总结。

门对面安放着几个书架，陈列着李路静多年藏书，有各种版本的四大古典名著，一些工具书和常见的“馆配”励志书籍。

即便离高考只有半个多月，高三学生仍旧按照惯例生活和学习。每50分钟的课，可以休息10分钟。高三的教室条件全校最好，一位毕业生在2015年底捐款，装了空调，孩子们自己贴墙纸和铺地毯，进去前要脱鞋。

学生们会在深夜轮流值班，两小时换一岗。高考对他们相当重要，但意义不仅在于分数，而是通过又一次人生考验。

2“他吓唬住校长了”

文心高中大门边的墙壁刷着校训：强身健体，好好学习，追寻梦想，报效祖国。学校临着一条巷子，巷口对面是一家宾馆，稍远处有饭馆、幼儿园，以及农村淘宝服务站。巷外那条马路，笔直地通往县里最繁华的地段。

文心高中的后勤老师宋翠霞，常在午间骑着小电动车，沿这条坑坑洼洼的道路去取馒头。儿子2014年从文心高中毕业后，她留下来工作。她是单身妈妈，孩子随她的姓。

宋翠霞曾经开过一间小卖部，她把孩子托付给学校，希望能专心经营小卖部。于是小宋很小就住校，跟母亲交流不多。小宋九岁时，同学家长找来，说他打了人。宋翠霞说了半天好话，事后问儿子：为什么打架。小宋不回答，只丢下一句话：“啥呀，告诉家长是本事？”

孩子越来越像谜团，宋翠霞不了解儿子的生活环境，也闹不清楚他的朋友是谁。孩子一脚踹到人家胸口，进了派出所，她得出钱给对方看病。她一次又一次暂停小卖部营业，头发很快全白了。初一那年，小宋念了五所学校。在第二所学校，“班主任让校长吓唬吓唬他，结果校长没吓唬住他，他吓唬住校长了。”

小宋好勇斗狠出了名。一位地理老师介绍他到文心高中，有家长抗议：他在这里，我就把孩子带走。李路静回应：“剩最后一个，我也把他教育成人。”

入校约半年，春节放假第一天，小宋看着小卖部前警车经过，突然问：“妈，我咋了？我有案子吗？”宋翠霞回答：“你好意思说呀，你看你给妈惹了多少事。”2014年小宋从文心高中毕业，当了特种兵，走前一天告诉母亲说：要不是母亲和李老师，他现在不知道会在哪里。

斑驳的红色大门把学校与外头分隔成两个世界，初到学校的孩子，时常把被子丢上墙头，盖住犬牙交错的碎玻璃，翻墙而去。老师得凭经验提前制止学生出逃，或抖擞精神四处寻觅他们。

李路静希望学生们自己管理生活，高年级带低年级，轮班做饭、守夜。这种尝试起初并不顺利，不服管的新生可能会挑衅学长，甚至激起斗殴，直到他们体会到集体带来的满足感。

李路静注意众多细节，譬如学生扫地的方式，或者他们的性别意识：男孩子吃饭时，不应该一只手拿筷子，另一只手拿勺子搭配，那太过秀气。她会指出，但不严厉地干涉。受《西点军校22条军规》启发，李路静列出了22条校规，包括从关心天下到勤奋学习的众多内容。

3要么上学，要么结婚

回忆过去的生活，21岁的华飞鹏会感到痛苦。他四年级跟父母搬来道口镇，在镇上搬了几次家，直到2013年家里买房才安顿下来。

小学时，华飞鹏班上有一百多人，初中时减少到六七十人，老师仍管不过来，学习不好的学生很容易被忽视。16岁初中毕业后，他不想继续念书了。许多同龄人都不再念书，出门打工，往往过不到一年就回老家结婚。

华飞鹏把街上游荡的年轻人视为偶像，连续几天在外头闲逛，看谁不顺眼，就拉过来打一顿，没什么理由。家如同宾馆，他跟父母打个照面就又出门了。“现在想想，确实挺没意思。”从前，华飞鹏跟父亲说不过五句话，结果不外乎两人大吵一架，他摔门出去，或者他被暴揍一顿。他很怕父亲。

父亲华国参在县城开了八年出租车，开出租前一直跑运输，孤独地往来于106国道，拉灰，拉砖，一车砖三千多块五六吨，管拉也管卸。因为贫困，华国参小时候读书只上到小学四年级。四年级快上完时，学校要求交八块钱学费，父母说家里没钱，让他晚一天交，他赌气不上学了。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华国参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头两年自己还不后悔，往后才知道读书的好处。离开校园，他先去邻近的濮阳打工，找了处工地做小工，提灰搬砖，每天工资两元五角。工地伙食糟透了，一个多月后，他离了职。回到家，华国参动念头回学校读书，但面子上过不去，不了了之。

儿子不念书，他想到了往事，猜度儿子也怕丢面子。但父子俩根本没法沟通，华飞鹏急得直发狠，说要砸掉学校。“你让他早上起来吃饭，要不就不吭你，要不就哼哼唧唧起来了，往沙发上一坐，你让他去端碗，他就瞪着你。”在华国参眼里，儿子那阵子犹如一只“小狼”。

没多久，在交通繁忙的106国道，华飞鹏和堂弟坐上去天津的大巴，他重复了父亲的经历。有老乡在天津承包工地，两个孩子投奔过去，每天4点钟起床上工。工作27天，华飞鹏接到家里电话，要他回去准备参军体检。他就此回了滑县，工资直到过年才结清，大约2000块钱。他交给母亲1000元，又给父亲买了双鞋子。拿到自己第一笔劳动收入，他才真切觉察挣钱不容易。

华飞鹏参军未果，准备转年再试。父子两人仍旧无法交流，华国参觉得泄气，晚上不怎么出去工作了，待在家里休息，茫然地看电视。他大概没想到，儿子17岁时开始难过了，认为自己对不起父母，却不知道怎么跟他们开口。他强硬地告诉儿子：要么上学，要么结婚。

“那一年我感受的东西太多了。”华飞鹏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自己害怕一事无成，却不知道怎么改变。

等待征兵的日子里，华飞鹏先后去阿姨和舅舅的工厂帮忙，没事时和一些朋友出去喝酒、唱歌或逛街。他快18岁了，愧对父母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当兵的信心也越发坚定。然而，征兵体检前一个多星期，他再次卷入一场斗殴，断送了这条出路。

大约半年时间，华国参不得不放下工作，一趟趟跑派出所，心乱如麻。

4“那是人生最丰富的经历”

只过了两三年，打架的日子好像已经很远了。从前为什么那么暴戾和逆反，华飞鹏也说不清楚。

华飞鹏与道口镇那些朋友的关系变淡了。似乎没人真正成为“大佬”。一个朋友去北京当了兵，家境尚可的几个人上了大学。有的孩子小他四岁，已经出去打工了。有个比他小一岁的男孩，如今有了两个孩子，却不出门工作，待在家里啃老。

华国参开车拉活，偶然认识了李路静。他曾听同事称赞过她那所“封闭式”学校，他后来又亲自去学校看了一次。“把你的孩子交给我，你就放心。我让你来看，你就来看。不让你来看，你就不要来。”李路静告诉他。

2015年初，学校组织大家去广东和澳门旅行，华飞鹏平生第一次坐火车。“之前，我只能在电视上看到，想象不到那种切身体验。”他形容，自己心里“有一种打开的感觉”。

“我们本身在县城里，没怎么出去过，感觉在家挺好的。然后突然发现，外面是这样。”华飞鹏的同学延恒昌说，这次火车旅行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他们参观了深圳的“世界之窗”，去了当地的博物馆和图书馆。

那年十一假期，李路静带孩子们骑车去了西安。他们每天骑一百多公里，花一个月时间往返，在西安住了一个星期。他们去了兵马俑、鼓楼和城墙，还参观了博物馆。之前的两届学生，分别骑去了敦煌和大理。

出发前两个月，他们就开始做准备，白天练习车技，晚上花两个小时跑步。他们得自己背负四五十斤重的装备、衣物，李路静不失时机地讲解人生道理，告诉他们，背包是他们的家庭，自行车是他们的事业，“走到哪儿，家就背到哪儿”。

出发那天，孩子们兴奋异常，骑得飞快，结果中午就撑不住了，又累又饿，紧赶慢赶才到达目的地。第二天，他们学会了均匀分配力气，之后又慢慢学习应对雨雪、大风、危险地形。他们发现，除了力气，骑行更需要技巧和意志力。

“上坡、下坡、盘山公路挺艰难的，真的挺累，很不愿意往上蹬，想下来歇歇。”华飞鹏果真联想到生活，“我经历过社会上那事情，骑行和生活是一样的，别管再累，坡再陡，照样得往前走。”

南方周末记者第一次见到延恒昌时，他坐在桌子前，在白纸上慢慢描画出一张世界地图。说服他来上学时，父母说这所学校不用学习，玩就可以。这当然是讹传，他入校后更热心于翻墙出去，前两年没有认真听课。古文背不下来就不让吃饭睡觉，他才多少记下来一些。

但骑行给延恒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是我们人生最丰富的一次经历，毕业之后，就不可能再有团队跟我们走那么远了。”

5有果就有因

那次骑行，李路静坐在自家的车里，同车的是一位老师和一位当候补骑手的女生。他们和自行车队首尾的骑手一起，把控着骑手们的进度，开车的是毕业生宁春辉的母亲。她健谈、热情，平时做一点化妆品直销，2015年在学校帮了半年忙。最近，她又介绍朋友的儿子来这里读书，那男孩15岁，热衷上网。

宁春辉2015年通过了成人高考，正在北京念大学，现在以仁爱慈善基金会的身份回母校做老师。

初二时，因为打架，宁春辉被学校开除了。小学时，他的学校在另一个乡，一个月才能回家七天。妈妈每次去学校看他，都带一大兜零食，他把它们锁进一个小木箱。班里同学找宁春辉要零食，他不给，对方就踹了他两脚。他向班主任报告，班主任没看他，也没搭茬。他报了同学的名字，班主任才找到那同学，叮嘱几句：“你以后不能欺负他。”

宁春辉觉得老师没有认真地教训同学，心里特别委屈。他初二去了新学校，没想到小学那位班主任去那里做了教导主任。主任查班，看他不守秩序，叫他离开教室，他偏不服从。他存心跟这位故人过不去，叛逆得越来越厉害，也更乐意借助打架、游戏发泄。

到文心高中后，宁春辉没法买零食和上网，也没有手机用，每天都想出去。入学军训，训了半个月，他开始想念父母，“突然间就改变了，觉得之前做的一些事情特别对不起家里人。”他打电话回家，一听见母亲的声音就痛哭不止。

宁春辉高三时参加艺考，考上了一所大连的艺术院校。鉴于沉迷游戏的往事，他唯恐离开集体后无法控制自己，荒废人生，于是又回到文心高中工作。

和许多校友一样，宁春辉也去北京西二旗的贤二家餐厅勤工俭学。这家餐厅是仁爱慈善基金会的奉粥点，有众多志愿者来来往往，门口的卡通形象“贤二”非常显眼。

贤二家餐厅是个人来人往的地方，许多百度、阿里巴巴的员工时常在此就餐，多多少少，宁春辉的视野被打开了。

刚去餐厅时，宁春辉常和一个女生拌嘴。有天中午，一位兄长听他讲过原委，告诉他不用着急，因为这根本影响不到对方，反而让自己不高兴。他形容人心里拴着一条狗，这时就会咬别人或伤害别人，所以更要控制自己。“当时突然就觉得，其实事情还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宁春辉觉得受用，往后再有争吵的端倪，他就马上闭嘴。

这些道理，宁春辉也拿来宽慰母亲。“你就想开点，人家说啥，咱做到问心无愧就行了，不管啥事，有果就有因，咱别办坏事就中了。”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时，他的母亲显得心满意足，“讲的一套一套，我们做大人的觉得服气，这小孩真的长大了。”

6“300分以下的孩子”

李路静一直想建设新校区，以便容纳更多这样的孩子。她亲自设计了四块区域，除去开办新专业，还可以安排外地来的老师和专家住宿。

从2012年起，李路静接连生病，“差点被老天爷收走”。2016年上半年，她甚至再不想见到学校和学生。

李路静是个外来者，回想起在滑县的将近十年时间，有时觉得像做梦。她是河南濮阳人，1973年出生，自小和母亲一起生活，家教很严，每天早晨五点起床，站要有站相，坐要有坐相，放学回家迟了要跪砖头，不听话得挨揍。

她去深圳九年。在一家外企的办公室，她工作得很开心，但因结婚生子回了河南，定居安阳。2003年，她开始教语文，先在安阳的卫生学校，后来到师范学院。在卫校，有学生当众欺凌同学，李路静拎起椅子朝他丢过去，故意丢偏一些，长久地镇住了对方。她想过办公司，当经理，但从没想到做老师。

2008年，李路静开始自己办学校。从做老师时，她就注意到了那些初中毕业后既上不了高中，也考不进职业技术学校的孩子。她把他们称作（中考分数）“300分以下”的孩子，想帮他们找条出路。

2010年和2011年，学者刘成斌开展了针对包括河南在内六个省的抽样调查。他发现，农村实行义务教育后，因经济原因辍学的比例越来越小，辍学外出打工的农村青少年，大多因成绩不好或不想上学而“主动”辍学。

过早离开校园，也令这些孩子难以找到称心的工作。在2014年的研究中，刘成斌又指出，农民工群体中早婚者比例很高，当事人多有辍学经历。具体到中等教育流失的学生，即“300分以下”的孩子，目前缺乏权威的统计数据。但他们的未来并不乐观。

办学头一年，文心高中有13个学生，后来一度有五六十个。老师最多时有26位，平均一个人能照顾两个孩子。学校性质是民办非营利，财政一直吃紧。

“转习气”同样艰难。因为一个酷爱打架，却心地善良的女生，李路静曾气得砸了一屋子东西。那女生慢慢可以在李路静面前克制怒火。气急了，李路静打过两个学生的屁股。其中一个是因为打破了别人的脑袋，她先给家长电话，问他们要不要来“观礼”。

另外一个特别能打架的学生，同样打破了别人的头，李路静却从不动他，只讲道理，因为他经常被父亲打。那次斗殴之后，她给他讲彼得大帝的故事，说他从小带6个伙伴，后来变成30个，都成了自己的禁卫军。“你不能打你身边的伙伴，以后都是你的朋友。”她把这故事反复讲了半年，“你想当头，不是把人家打服的；想当领导，得换个方式。”

终于，那孩子主动找到李路静，说要给对方父母道歉。李路静让他给被打的孩子端饭，洗衣服，两个人最后成了好朋友。现在，打人的孩子去做生意了，被打的则当了警察。

对老师来说，时刻记住学生是别人的孩子很难。教育有分寸，但师生之间又需要极为真诚的交流。“你把他们当学生，得让他们跟你有距离，但心与心的交流还不能有距离。”过了几年，李路静才能慢慢理清这种分寸。

2017年3月底，在第一次见到南方周末记者之前，李路静正和华飞鹏讨论爱。她提出：“让一个人懂得什么叫做真正的爱，真的挺难，要不说百年树人呢。”对于像梦一样的在滑县的经历，李路静只是形容：“老天爷把我送到那个地方去了。”她在意那些孩子，想要用命去爱他们：“一个个都跟小混世魔王似的，你不爱他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