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尚武的根源：西周分封与国野体制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春秋时一个尚武的时代，那么这种几乎是全民性的尚武之风是从何而来，它又给当时和后世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春秋武士

一、尚武的根源：西周分封与国野体制

西周的封建制度，本质上是类似于诺曼征服英格兰、满清八旗在各地驻军的武装殖民。西周开国功臣们在九州范围内的落子布局，就是为了封建诸侯，藩屏周室。为了在饱受敌意的环境之中生存下来，迫使来自关中地区的武装殖民者们保持尚武善战的风气。很多人其实没有想过，先秦时代有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但为什么地方上的小君长是叫做诸侯，而不是诸公，诸男呢？因为侯的本意就是“射侯”，意思是箭靶的意思，射术是贵族六艺之一，这意味着地方上的君长有着十分重要的军事职能。

西周分封

在西周初年历经了三监叛乱和周公东征之后，在西周数百年的岁月里，周家在天下的险要之地落子布局，很多诸侯国的国名本身就有十分浓郁的军事色彩，比如周朝的宗亲、假道伐虢的主人公、把守三门峡要道的虢国，从字形来看是搏击猛虎的意思；而卫国的卫字，从字形来看，就是全副武装的武士在保卫城池；几个镇守边疆，防御东夷，东北方的殷商残余盟友的鲁国，燕国和晋国都是周王室的同宗大国；至于在武王伐纣中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姜太公的封地则位于今天的齐地。从丰镐二都到洛邑王城间的要道基本上尤同宗的诸侯国把守。到了后来西周中后期，为了保证从湖北、安徽地区运输的青铜贸易路线，“俘厥南金”，在汉水地区册封了汉阳诸姬和申国等姜姓诸侯国。

周平王迁都到洛阳

因为分封制本身就具有极强的军事殖民色彩，所以这就奠定了西周乃至春秋时代列国人民展现出的尚武好战之风。

平王东迁

在社会层面上，与殖民性制度挂钩的，就是很多周人主导的诸侯国中的国野制度。国人就是居于国中之民，他们与统治贵族有较为疏远的血缘关系。周代由于按照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层层分封，总有征服者部族中的成员沦为平民。这样的平民就是称之国人，主要从事手工业或者农业或者服务业，大部分是城市居民。国人既与统治者同族，可以决定国君的废立，或过问外交和战，或参议国都迁徙。

而野人，即居于野之人，他们是被征服的商人和本地原住民。在左传和国语中几乎没有野人参政的例子。因为有了这样的制度，国人与宗庙社稷结成了极强的共同体，对于自己有权参与的共同体培养了很强的认同感。从山东曲阜的考古遗址来看，当地殷商遗民的亳社与墓葬和周人的墓葬同时存在，证明了当时国野体制存在的事实。

出行田猎图

国人虽为平民，但他们有资格享接受教育，而野人则无受教育资格。在周代的教育中，由于需要面对蛮夷戎狄的威胁和入侵，对于国人而言，非常重要的是基本的军事素养，包括角抵、箭术和武舞。周人在四季都有军事训练，在秋冬季节的尤为重要，因为那是猃狁入侵的时节。除了在后世已经被礼仪化的射礼和乡饮酒礼，狩猎，手持戈盾的武舞都是军事训练的好手段，这在诗经中非常常见：《豳风·七月》《周南·兔罝》《齐风·猗嗟》等都是描写田猎战备功能的民风诗。《豳风·七月》的“载缵武功”说粗了田猎的军训功能；《郑风·叔于田》《郑风·大叔于田》就是写周人日常田猎之诗，而《兔罝》正式直接描写了姬姓郑国人的尚武：“肃肃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肃肃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贵族有财力进行军事训练

当时的大夫和士人，在维持家产，治理生业之余的重要活动就是进行武艺和军事训练。这些有一定家产的人可以有时间和金钱进行武艺训练。

二、 御驾亲征：君主的勇武

周王被戎狄击败

而随着西周的结束，春秋时代的来临，习武尚武之风伴随着战争的加剧而受到重视。无论是诸夏世界内部诸侯的混战，还是对蛮夷的战争，都为诸夏彰显勇武之风提供了极好的舞台。在整个春秋时代，国君亲临战阵的情况非常常见。郑庄公，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等霸主，都有亲自带队出战的记载。

这是因为战争规模没有扩大到后来的战斗规模，再加上诸夏世界的成员开战时，有一整套节制性的军礼限制战争造成的伤亡，比如“不重伤，不禽二毛”。在追击到一定的位置之后，胜利者不会对战败者赶尽杀绝，就连俘获对方君主，也要像鞌之战中的韩厥一样，十分客气地请示对方，表示这是职责所系，军令在身，不得不这么做。

春秋战车图

所以在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的日本、中世纪的西欧一样，君主经常亲自带队厮杀。

周桓王落荒而逃

在著名的繻葛之战中，郑庄公亲自带队，祝耽甚至一箭射中了周桓王的肩部，霸道的一箭加剧了春秋礼崩乐坏的乱局；在曹刿的辅佐下在长勺之战取胜之后，次年鲁庄公在乘丘之战中用金仆姑箭一箭射倒了宋国勇士南宫长万，决定了战役的胜利；公认的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在少年时代九死一生逃过了管仲的伏击之后励精图治，选贤任能，亲自指挥了救援燕国、北伐山戎、威慑楚国的远征；秦穆公为了干预晋国内政 ，曾参加过韩原之战，活捉了晋惠公；而晋文公在城濮之战的退避三舍，将交战对手引导了适合自己方面发挥的作战地形区，同时报答了楚成王当年招待自己的恩情，堪称军礼和兵法完美结合的典范。

宋襄公

即使是因为仁义而误国，著名的宋襄公本身也是军事礼仪实践者的典范。虽然完全等敌军过河之后再与对手列阵而战，放过了痛击楚国的好机会，但是从同时代历史的角度看，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同样推崇英雄将领间的捉对厮杀，印度的罗摩法典，禁止武士使用奸诈的兵器和战术袭击敌人。从后人的角度看，很容易基于“莫要沽名学霸王”，而得出这是蠢猪式的仁义，但从同时代的角度看，这是当时的常态，只是楚国崛起时代以诈术和蛮力的行动非常不符合军礼，而且宋襄公的本质问题在于实力和军礼不对称，但是高贵的军礼行为却得到了当时中原诸侯的敬重，而他对落魄的重耳公子的招待，也为后来宋国挡住楚国入侵埋下了伏笔。

吴越争霸主要人物

而在南国之滨的吴越争霸中，几代吴越君王纷纷亲自上阵，挥剑披甲，亲自统军；吴王夫差甚至挥师北伐，与齐晋争雄较量。直到汉代，“吴越之君皆尚勇,故其民好用剑,轻死易发。”上有所好，民必从之，君主的偏好深刻影响到了民间的风俗取向。

三、 南征北战：贵族的勇武

在战斗层面的微观领域，具体的勇气行为在史书中比比皆是。宋国勇士南宫长万虽然是国内作乱，但是勇武却令人震惊：南宫长万在蒙泽杀害宋闵公。大夫仇牧得知此事后，带着武器来到公门为君主报仇，而南宫长万攻击仇牧，仇牧摔倒在地，牙齿撞上门扇而死；后来陈国人以酒色将流亡到陈的长万束缚住，将他灌醉后用犀牛皮把他包裹起来，送回宋国。等到达宋国时，南宫长万的手脚都露出来。虽然语言不免夸张，但是勇武大力的形象跃然纸上，其原始猛力的血脉奔张，让人想起了因酒色而迷失的参孙；而他亲自拉车将母亲载到陈国的故事，则让人想起了神话中的希腊大力士海格力斯。

南宫长万

除了南宫长万，大力士还出现在外交场合扭转不利局面，维持国家的尊严。虽然个人的武力只能敌一人，不是万人敌，但是如果能降服关键的对手，则可力压千军。

曹沫

鲁国大将曹沫虽然在战斗中三次被齐人击败，但是在齐鲁会盟时不顾臣冗的礼节，突然劫持了齐桓公，告诉人质齐国欺人太甚，将边境线压倒了鲁国都城的城墙下，实在是欺人太甚。如果齐国再这么欺压诸侯，列国和天子当作何感想？请君侯三思吧。一番言语点播和曹沫匕首的武力震慑，迫使齐桓公和管仲让步，退还了占领的鲁国领土。在完成了劫持之后，曹沫退回臣位，好像无事发生过一样。

而到了战场上，各国勇士都曾经有过非常抢眼的表现。这些案例在史书中几乎不胜枚举。

面对戎狄入侵，卫懿公虽然平时玩物丧志，但是在关键时刻依旧不失担当和责任感：在亲自领军出征之后，他将玉佩交给石祁子，把箭交给宁庄子，意思是一旦自己阵亡国家不会因为群龙无首而立即崩溃；在具体作战中，即使敌强我弱，因为卫懿公不肯隐藏自己的旗帜，所以被戎狄所杀害。和宋襄公类似，即使实力不济，但是依旧有足以青史留名的气节。

卫懿公

作为东海之滨的大国，齐国也有发达的武士文化：在齐桓公的时代，齐国就确立了典型的世袭军人制度：全国有15个世代为军的士乡，士人战时为兵，卒旅整于伍，军旅整于野，夜战声相闻。在这样的制度激励之下，管仲说齐人“贪粗而豪勇”、“士民贵武勇”；《墨子·非攻下》曰：“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齐庄公为勇爵”于是庄公设置勇士爵位。在著名的鞌之战中，齐国勇士的代表高固驾车冲入晋联军的营垒，以石头投人，还将战俘带回本阵之中，并向战友炫耀：需要勇气的可以来购买我多于的勇气，其勇气充沛溢于言表。

春秋战争

另一个盛产猛士的大国是遥远的南方楚国。这个南方大国的祖先是“高阳之苗裔”，如同一颗流落到南方大地的优良种子，在蛮荒的江汉之滨生根发芽，最终成长为一个灵动活泼、充满活力的南方强权。以对抗周王室、“不服周”而文明列国的楚国，对军事胜利有特殊的执念：春秋初年，楚文王在津地被巴国击败。文王率军回到国都，司宫门的大臣鬻拳拒不迎纳。文王无奈，为了以功补过，就转而进攻黄国，在踖陵打败了黄国的军队，后来在一个名为渊的地方，楚文王暴病而死。鬻拳把他安葬，然后因为冒犯君王的威严，自己也自杀身亡，以死殉过。

楚国国土

在镇压若敖氏叛乱时，楚庄王曾经用盾牌接连挡住若敖氏叛军放出的利箭，箭矢险些伤到了楚王本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庄王亲自领军出战。后来他在邲之战中，亲自回应晋国大夫的挑衅，以战车冲锋拉开了大举反击晋军的序幕，并一举得胜。

这样的尚武精神，促使了楚国在春秋时代创下了灭国数目的记录：45国。其中既有申国、曾国、息国这样的诸夏成员，还有庸国、巴国这样的巴人政权，安徽地区的群舒、徐国等政权。

楚国勇士的高光时刻在鄢陵之战中有具体的体现：为了报复射伤自己眼睛的晋国大夫魏錡，邓裔楚人养由基从楚王那里得到了两支箭，但是养由基仅仅用一箭就解决了任务，左传也没有多用多于的语言描述养由基如何弯弓搭箭，仅仅一箭就潇洒地解决敌将；在关键的时刻为了掩护战友们撤退，叔山冉以敌人投掷敌军的战车，养由基弯弓搭箭狙击晋国追兵，箭无虚发，成功地避免了溃败的扩大。

养由基

还有一个盛产各种猛士的大国，是国险而多马的晋国；在地理上晋国表里山河，易守难攻；在民族成分上，早期晋人处于戎狄的包围之中，“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但是凶恶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一批勇猛的晋国将士：在其他诸侯的眼中，“晋人，虎狼也”；晋国“国险而多马”；晋献公、晋文公这样的霸主带头与戎狄贵族女子联姻混血，造成了晋国戎夏混合的居民成分，毫无疑问，这非常有利于晋国在战争中调集额外的辅助力量。重耳公子流亡的第一站就是母国白狄。和其他列国一样，晋国也有勇武之士名垂史册。

先轸

在秦晋交恶之后，在反击秦国偷袭的崤山之战中，晋国名将先轸在崤关截住秦军归路，将秦军全部歼灭，并俘虏了秦军3名主将。可是先轸辛辛苦苦俘虏的秦军将领被才即位的晋襄公顾及和秦的联姻而释放了，先轸情急之下当面顶撞了晋景公。事后为了赎罪，先轸在与戎狄的箕之战中，在大军已经几乎取胜的情况下免胄冲入敌阵寻死，以死谢罪。

为了避免因为自己的死带走另一位猛士狼曋，先轸提前将这个猛将换下，但是当时人将换将视为缺乏武艺或者武勇，这对被换者是极大的侮辱；在崤山之战中，晋襄公俘获了一个勇猛的秦兵，晋君让车右，也就是负责战车搏斗和杀敌的莱驹格杀之，但是这个战俘因为临死的应激反应而大喝一声，将莱驹吓得戈落在地，狼曋捡起戈亲自斩杀之；为了避免勇猛的狼曋随着自己赴死，先轸将狼曋换下了箕之战的战场；虽然他的好友奉劝他以死相争，但是狼曋认为“勇而无义，不登明堂”。只有为国而死才是符合道义的。所以他忍辱负重，一直在找机会证明自己，在后来对秦作战的彭衙之战中，狼曋率部为全军杀开血路，以个人的奋力战死奠定了全军的胜利，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这都是先秦人重信义、讲然诺，有荣誉感的体现。一个人能够克制自己的血腥冲动，将个人成就和国家兴废结合，实在是善莫大焉。

秦国作为西陲牧马人，也有很强的军事属性，他们为诗经贡献了少有的歌颂战争的诗歌《秦风-无衣》、《秦风-铁驷》、《秦风-小戎》等歌谣。十五国风来自于列国民间，可见尚武之风是秦国由上到下的社会认同了。

秦风无衣

除了大国，很多小国也不缺乏勇武之士。比如一向以彬彬有礼，峨冠博带的鲁国，在面对吴国入侵的危机时，也涌现出一批能文能武的孔门弟子。公元前487年，雅典人刚刚在马拉松之战中击败了来犯的波斯，而素来以文明之国、享有周天子全套郊祭礼仪的鲁国遭到了北上图霸的吴国的侵略。面对这个自称周太伯后裔但是断发文身的族群，鲁国人节节抵抗，在曲阜城下，鲁国季孙氏集结了300名鲁国的才智之士和精英士人准备夜袭吴军，吓得吴王夫差三次搬迁王帐。

冉求

公元前484年的齐鲁之战中，面对祖国的危机，孔门弟子挺身而出，捐躯赴国难：掌握鲁国军政大权且拥有重兵的的三桓都不愿参战，只有当时为季孙氏宰的冉有极力主战。开战时，冉有作为鲁军左军主帅，樊迟为冉有的车右。大军开至两军的分割壕沟前，鲁国士兵却不愿越沟作战。樊迟对冉有说军队并非不愿越沟作战，只是对季氏参战的决心有疑，是不信任你，请再三申明号令然后冲过沟去。冉有身先士卒，大家都跟着过了沟。冉有率左师攻入齐军。齐军最终失败。可见孔门弟子在关键的时刻有军事才能，印证了孔子“君子不器”的全能理想。

四、知遇之恩：平民的勇武

孔门弟子

如果说《左传》是贵族书写的历史，那么平民阶级一样不乏勇武之士。《刺客列传》中除了鲁国的曹沫是贵族之外，吴国的专诸，三晋的豫让和聂政都是社会地位不高的平民， 但是专诸为了报答知遇之恩，英勇的以自杀式袭击报答王恩；豫让为了行刺地方主公，为智伯的知遇之恩而战，最后高贵地离开人世；而聂政为了兼顾知遇之恩和家人安危，坚持等家人得以安顿之后才如约行刺，并连斩数十人，威震韩国。而孔子最得以的大弟子子路，是鲁国卞地的野人，但是身材高大魁梧，勇猛好力，“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最后为了拯救主公孔悝而阵亡，死前为衣冠不乱而漏出破绽，被敌人斩杀。他生前曾经问孔子：“君子尚勇乎？”答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在孔子看来，君子如果勇敢而不讲道义就会颠覆国家。子路算是用生命回答了导师的谆谆教诲。

五、武之精神：军礼的约束

止戈为武

尚武本身并没有让贵族们沉迷于杀戮。相比于毫无原则的战斗，军礼算是文明对于集体暴力的驯化。从军礼本身，到对战争的终极认识，体现了祖先们尚武之风的特点：善战而不嗜杀，谨慎而克制的使用武力，避免给同胞造成过大的伤害。

从《左传》和《国语》的记载可知，春秋时代列国奉行一整套完整的贵族军礼：太庙用龟策蓍草占卜凶吉；祭祀社神、稷神和山川土地之神，将祖先先王的灵位随车携带；到战场之前，还要派人除道，为战车行驶清理道路收集粮草；到了战地之后需要建设营地，避开低洼易生疾病之地，在高地和活水上游扎营；在开战之前，主将登上升高用的巢车观察敌军 召集高级军官进行战前会议，以及塞井夷灶，杜绝营地火源并为列阵部军提供平整土地，最后还要进行阵前占卜、誓师、战祷等仪式。这都结束之后才是以勇士驾车挑战为序幕的开战。

整套流程虽然极为繁琐，但是背后的精神并不迂腐。其实宋襄公的不重伤和不禽二毛是存在的原则，并不是他的妇人之仁。战胜者对于诸夏世界的兄弟之国是不能赶尽杀绝的。这种节制原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列国出现类似于伯罗奔尼撒战争那样的毁灭性内战，最后给周边蛮族以可乘之机。良性的争霸战争对于全民族的素质是能起到正向引导的。相比于出现了人屠白起的战国时代，春秋时代的战争依旧是略带血气而十分浪漫的，贵族化的，但是争霸的需求必然导致战争本身的白热化和激进化。

而到了楚庄王的时代，庄王作为一代霸主，精确地概括出了武的本质：“止戈为武”。庄王完美地概括了武的核心：禁止强暴、消除战争、保持强大、巩固基业、安定百姓、团结民众、增加财富。楚庄王恢复被灭亡的陈国，放过本可以一举拿下的郑国，用心不仅在于避免楚国国境直接与齐晋接壤，也是为了向中原诸侯国宣示：楚人不再是嗜杀的南方蛮夷，而是对中原诸夏表现出了非常友好的姿态。战争只是政治的最高演化形态，但是不是政治的终极目的。很显然楚庄王非常清楚这一层辩证关系。

何尊上的中国二字

而从“宅兹中国”的青铜铭文，到楚庄王熟练地讲出止戈为武的道理、收敛蛮族的嗜杀之气，说明了在战争的过程中，楚国从一开始的自我蛮化“我蛮夷也”，到此时能够收复中原人心，证明了中国概念的扩大：“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从地缘政治概念变成了文化概念，这对于扩大诸夏世界的底盘，扩大中原文化的影响力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五、泽被后世：尚武之风的遗产

其实春秋时代祖先们的尚武之风一直则被后世，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延续至今。

西周武装殖民的成果随着诸夏认同的扩大，囊括了越来越多的区域。从岐山到周原，到丰镐二京，再到天下之中的洛邑地区。周人以小克大，以弱到强，将血缘部族组织扩大到全天下，诸侯是兄弟，而周天子是列国的大家长。将氏族血缘组织放大为国家，就是家天下，这一模式影响悠久。

西周的大分封扩大了华夏文化圈和对华夏文化认同的范围，为之后天下的定于一奠定了文化基础。诸夏世界的一致性在内外征战中得以巩固与强化。诸夏通过蛮夷戎狄更好地认识了自己，增加了自己文化和周边文化的区分度和识别度。

而西周的武装殖民成果，经过秦的统一、汉的郡国并行，到汉武帝的大扩张得以稳固，这些土地上的部族有了共同的称号：华族或者夏族。这是一个富有包容力的文化概念。这个族群也成了日后任何侵略者都无法完全消灭的底盘，进而保证了文明的传承。

而止戈为武的理念从春秋一路传承，“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这样的军事哲学，可以说是跨越时空的本质意义上的真实了。

参考文献：

史记

左传

春秋战国

《诗经》时代与尚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