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剧照

秦暴虐苛政及亡国后的连年战争，引得四海忧怨，民不聊生。汉朝建立后吸取“姗笑三代”秦的教训，在对地方管理上采用郡国并行制，髙祖时歃白马为盟，分封刘氏子弟为各诸侯王，以藩屏国。经济上采用休养生息的自由放任政策，轻徭薄赋、奖励耕织。自高祖“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到文景时三十而税一，并重农兴商，农商并举。经过几代帝王和百姓的共同努力迎来了汉代第一个盛世一一文景之治。文景之时，政治安定无事，百姓安于本业，人人自给家足，天下殷富，府库充盈，一派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的盛世局面。

汉初统治政策的指导思想是黄老无为而治，陆贾借此理念构建了当时人们所向往的理想社会：

“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鸟不夜鸣，耆老甘味于堂，男耕耘于野，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长幼异节，上下有差，强弱相扶，大小相怀，尊卑相承，雁行相随，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岂待坚甲利兵、深牢刻令、朝夕切切而后行哉？”

君主垂拱而治，四海晏然，安定太平，官不扰民，无吏无法，社会经济自然发展，百姓安居乐业，人人相亲，上下同心，天下一家。汉初统治者采取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希望这种宽松的政治环境能让百姓各务本业、戮力农耕，为王朝积累财富，也确实收到了积极的成效。但无为而治也存在着很多难以避免的弊端：匈奴不断入侵，诸侯王势力膨胀，豪强横行地方，缺乏统一的思想观念等，这些问题都不利于汉代集权的加强。

白马之盟

一、匈奴扰边问题

西汉建立之初不断受到来自高原上匈奴的频频侵犯和威胁，一方面汉初经济调敝、军事力量有限，还要与地方势力尤其是诸侯王周旋，难以调动大规模军队对抗匈奴。另一方面，在黄老“无为而治”的指导下，西汉王朝面对匈奴多次进犯大都采用妥协、退让的政策，如和亲、互市，从未实行大规模的反击。这种妥协、退让的方式并没有换来边疆的安定，相反助长了匈奴更大的贪欲，他们变本加厉，诸侯王串通、勾结，意图颠覆汉王朝，严重威一胁了汉朝政权的稳固。

公元前年，冒顿单于“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匈奴在冒顿单于的带领下征服北夷，屡屡南侵袭扰西汉北部，成为汉初政权的最大边患。与此同时，异姓诸侯王和匈奴眉来眼去相互勾结，更加重了边患危机。高祖时，迁韩王韩信于代国，建都马邑。当匈奴大举围攻马邑时，韩王信投诚匈奴，之后引兵南下，攻打太原。也就有了高祖亲征被困白登，差点性命不保。高祖无奈腹背受敌，只得委曲求全与匈奴缔结和亲盟约。然而风雨欲来风满楼，韩王信成为匈奴的得力干将，与匈奴坑潼一气，之后匈奴屡次违背盟约，侵掠代郡、云中郡，加重了西汉王朝的北部边患危机。

高祖无奈，步步退让，将宗室女嫁于匈奴为阔氏，并“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以缓解紧张的局势。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燕王卢绾率领其党羽部众投靠匈奴，再次加重患危机，助长了匈奴的器张气焰。到高后时，匈奴更骄，冒顿竟写书信给高后，口出狂言、傲慢无礼。高后欲击之，但碍于经济实力和诸侯王的掣时，只能继续与之和亲。

汉初三杰

汉文帝即位后迫于无奈继续将宗世女嫁于匈奴单于，以和亲的方式安抚匈奴。双方有“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的约定，但匈奴却从未遵守过，“倍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率不过数岁即复倍约”以致汉朝“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匈奴借助西汉内部诸侯王的力量，肆无忌惮的侵扰北部，扩大其势力范围；诸侯王又利用勾结匈奴，为其称兵谋反寻找外部支援。这样“里应外合”的局面严重威胁到西汉王朝的统治。

二、分庭抗礼的“国中之国”

汉朝兴起初年，海内刚刚平定，同姓寡少，高祖“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刘邦将统治天下的政治权利分给各同姓诸侯王，希望利用同姓子弟的血缘凝聚力以藩屏汉，进而，由于同姓王国的分封，这种外在的相对有限性，转变为在刘氏皇族内分散统治的权利形式。皇权的下放使得诸侯王势力膨胀，成为威胁集权的地方割据势力，主要体现在他们尊贵的政治地位和富援天子的经济实力。

（1）政治上

政治上，“金玺盩绶，掌治其国”拥有治民权和内史以下官吏的任命权。高祖分封同姓诸侯王，委之以生杀大权，断狱治政之权，在封国内自行征收赋税，拥有除内史以下官吏的任免权，“宫室百官同制京师”气淮南厉王刘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无度”，并“以其郎中春为丞相，聚收汉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与居，为治家室，赐其财物爵禄田宅，爵或至关内侯，奉以二千石”，这些人所不当得，淮南王欲以有所为，即让他们联合其他诸侯王、闽越、匈奴意图谋反。

黄老之学

有些诸侯王还被赋予了特殊的官吏任命权，如齐“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梁孝王刘武“得自请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戏，僭于天子”。诸侯王政治地位的尊贵还体现在称谓上，贾谊的《新书等齐》中详细列举了诸侯王享受的一些与天子无异的特权，如等级、势力、衣服、号令等。如天子卑号称陛下，诸侯亦称陛。天子亲号太后，诸侯亲亦号太后；天子相号丞相，黄金印，诸侯亦同等。诸侯王在地方做大，政治势力膨胀，“自以为于天子为昆弟，而不论君臣之义”，有了自为天子的意愿，出现了“僭于天子”的行为。淮南王刘长废弃了先帝立下的法令，不用汉法，不听从天子诏令，出入时清道戒严，称做警脾，“称制，自为法令，拟于天子”梁孝王刘武打着天子赐予的旌旗，随从千乘万骑，出入使行人回避，“拟于天子”，这就成为加强汉朝集权的最大障碍。

（2）经济上

经济上，同姓诸侯王受封疆域辽阔，在封国内自行征收赋税、征调徭役，并且垄断了盐铁业，王国势力日益膨胀。自雁门往东，到辽水北岸，是燕国和代国；常山往南，太行山往东，过河水与济水，一直入海，是齐国和赵国；泗水一带包括龟山和蒙山，是梁、楚二国；东含江、湖，靠近会稽，是吴国。北临淮河，包括庐山与衡山，是淮南国；汉水往南，到九嶷山，是长沙国。诸侯王国周匝三垂，大的诸侯王国夸州兼郡，接连数十城，“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可谓矫枉过其正矣。”孟子曰：

“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珠宝玉者，殃必及身”

各诸侯王凭借着辽阔的封域，殷实的人口，丰富的资源，和汉朝赋予的经济特权，大力发展本国经济，显示出“富将天子”的雄厚实力。

齐国首都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吴国“有海盐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故以煮盐、采矿为业，国用丰盈”；梁孝王刘武“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同时，汉初大力实施休养生息及无为而治的政策，客观上为诸侯王发展自己的势力提供了有力的环境。时过境迁，随着同姓诸侯王在血亲上逐渐疏远，割据一方的诸侯王经济实力日渐雄厚，不甘心在屋檐下受命于人，自为天子的意识也越来越强。到景帝时，汉朝与诸侯王国矛盾尖锐，爆发了以吴、楚为首的七国之乱。虽然叛乱迅速被平定，但分裂因素依然存在。

吕后（剧照）

三、豪强“武断于乡曲”

西汉初年的地方豪强是指在一方有政治宗族地位，经济实力雄厚，并借助自己的势力僭越礼制，横行一方，甚至与官府分庭抗礼，从而形成一股与汉朝集权背道而驰的离心力量。汉初地方豪强势力，在黄老无为宽松和放任的大环境下，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关东、关中、江淮及巴蜀等地。他们“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相反，“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霸占民田，杀伐官员，更有甚者，为了谋得更大的利益而依附于诸侯王，成为影响西汉社会安定的突出问题。

娄敬与匈奴缔结和亲之约后，建议高祖迁徙豪族。言之其一，匈奴居于黄河以南，距离长安仅有七百里，必须充实关中力量以备不时之需。其二，以诸侯王的后代宗族及豪强名门充实关中既可以防备匈奴，诸侯王若叛乱，又可以率领他们向东讨伐。娄敬迁徙豪强之策主要考虑到当时六国贵族主要分散在关东地区，也就是在异姓诸侯王的封地内，若这些有钱有势的豪强依附于地方诸侯王，将后患无穷，故此举是强本弱末之术。

之后只在景帝五年时有过一次徙民。但实际上迁徙政策对豪强势力发展的抑制作用并不明显，被迁徙的豪强大族凭借庞大的家族产业很快又发展成为地方势力。而没有被迁徙的关东豪强，不仅没有剥夺其资产，还给予保护、照顾。各诸侯王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以对抗汉朝，就利用封国内有权势的豪强地主。豪强地主为了谋求进一步的发展仰仗、投靠诸侯王。在诸侯王的纵容下，关东各地的豪强地主势力迅速发展。济南“瞷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

匈奴

涿郡豪强大族西高氏和东高氏，猖狂到连郡府的官吏都畏避他们，不敢与之顶撞，曰“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颖川郡大姓原、褚二族横行无忌，“宾客犯为盗贼，前二千石莫能禽制”。豪强地主宗族势力日益强大，给地方管制增加了困难。同时，他们大量兼并土地，严重破坏了小农经济，使大量的劳动力游离于土地之外为豪强所役使，汉朝的赋税、徭役来源和兵源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四、黄老无为下的百家争鸣

汉初对黄老无为而治思想倍加推崇，黄老无为思想具有宽容放任、兼收并蓄的特质，为诸子再起、百家争鸣营造了文化氛围。这种多元的思想格局显然不利于汉朝集权的加强，还大量滋生了社会矛盾，威胁着封建等级制，尤其是君臣上下尊卑关系的稳定。各诸侯王在黄老无为的宽松环境下，招贤纳士、网罗党羽、僭越礼制。

七国之乱地图

高祖的同父少弟楚元王刘交，喜欢读书，多才多艺，自小就和穆生、白生、申公一起跟浮丘伯学习儒家经典一一《诗》。元王到了楚国，封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淮南王刘安好读书，求贤若渴，招聚天下宾客、游士数千人，组织编写《鸿烈》，即日后被称为《淮南鸿烈》或《淮南子》，大多谈论神仙、炼丹技术。河间献王刘徳修学好古，推崇儒术，在封国内设立了《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一切以儒术为准，山东诸儒多随从而游。

汉画像石：豪族出行

梁孝王刘武招揽天下四方豪杰，山东游士几乎都投在他的门下，如杨胜、公孙诡、邹阳等人。吴王刘濞收罗四方游士，以文辩名扬的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严忌皆投靠吴王。诸侯王招揽四方人才作为自己的智囊团，他们用理论体系合理化诸侯王的政治行为。这些宾客大多效忠于诸侯王，形成了以各诸侯王为核心的政治势力，严重影响到封建等级秩序和汉朝集权的加强。汉初黄老思想强调，皇帝应构建和谐的君臣关系，以仁义为出发点，行无为之政，为臣民留有自由发展的空间，垂拱而治。这种文化环境使得诸子百家，各执一端，实际上削弱了汉朝集，这种文化上的分裂或者说不统一又反作用于政治、经济，为诸侯王林立、犬牙交错提供了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史记》、《汉书》、《后汉书》、《贾谊集》、《淮南子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