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祈雨”节 资料图片

在我国古代，不管是皇帝或是官方祈雨，还是民间祈雨，都是由一系列复杂的仪式组成，而且不同朝代，不同地方祈雨仪式往往也是各不相同的，反映了古代人的思想观念和蕴含的丰富文化内容。

最早对抗旱灾的人是夸父。《山海经·海外北经》中：“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夸父为何逐日？是他用“龙”强行求雨。夸父逐日，实际上就是太阳晒到哪里，夸父就站到哪里，向天上的龙（即龙王）表明，地上大旱，地上的龙被困，无法行动。逼天上龙王化云为雨，救地上的龙，让其升空。夸父渴了，喝黄河、渭水及大泽的水，自己死了，却成功地使干枯的手杖，化为邓林——复活的树林，取得抗旱的成功。

《汉书·食货志》载：“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 对立足未稳的商王朝来说，无疑是一场最严峻的考验。商王汤，相信占卜，卜辞中出现了“不雨，是天遣”之意。于是，汤即命在郊外设祭坛，每日安排人行“郊祭”，供奉上天，祈求上天降雨。这种“郊祭”的仪式是：燃烧木柴，用牛羊猪狗等牲畜作为上供的“牺牲”。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苦苦哀求，苍天却毫无赐雨的迹象。大旱持续到第七个年头时，汤再命史官占卜，占卜的结果是：需用“人牲”祭天。“人牲”就是将活人放在柴上焚烧，以此感动天地鬼神。这种求雨仪式名“烄”。汤听后不忍地说：我祭祀占卜求雨，本为救民，怎可用他人去焚烧呢？用我自己来代替吧！若万民有罪，也应由我一人承担。祷告完毕，汤便自己坐到燃烧着的柴堆上去了。突然，乌云翻腾，狂风大作，一场大雨骤然降临，不仅浇灭了柴堆之火，还解决了广袤大地上的七年之旱。他爱民自焚的事迹，为后来历朝历代树立了明君舍己“求雨”的榜样。

从周代起，名为“烄”的求雨仪式，开始被名为“焚”的求雨仪式替代。《艺文类聚》记载：“夏大旱，公欲焚巫尪（尪指有病之人）。”这里的“焚”，即商代的“烄”。“焚”是一种相当庄重严肃的求雨仪式，其应先祈祷和“暴”，实在无奈，最后才“焚”。“暴”就是将人置烈日下暴晒的求雨方法。《礼记》中：“岁旱，穆公召县子而问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春秋以后，由于人本观念的发展，焚人祭神越来越受到批评，《艺文类聚》记有：“昔宋景公时大旱，卜之，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顿首曰：‘吾所以求雨，为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雨，将自当之。’”于是，“焚巫”逐渐为“暴巫”所取代，即让巫在烈日下暴晒，以晒替代焚祈祝降雨。但“焚”和“暴”这两种求雨仪式仍然很不人道，渐渐又产生了“雩”的求雨仪式。

周代，还有一种统治者的求雨仪式叫“雩”。《春秋公羊传注疏》的“注”作了表述：“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谓之雩”。《礼记正义》：“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谓为坛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在这种“雩”的祀礼中，主角是帝王官员，而从事乐舞的配角却是巫觋（指男女巫师）。由于“雩”是统治者的主要求雨仪式，尽管“雩”的形式在历代有所不同，但从周到清，一直是古代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代正史的《礼制》中，均有“雩”礼的记录。

汉代思想家董仲舒通过对古文献中求雨案例的整理，运用了阴阳和五行理论，对求雨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诠释。专门写了大旱时《求雨》、雨涝时《止雨》的文章，收在他的政治哲学著作《春秋繁露》中。《求雨》讲了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求雨仪式，成为官方较长时期求雨仪式参照的范本。《求雨》篇写得非常系统且详细，甚至在人们熟知的四季之外，还添了专门的一季——“季夏”。将“属土”的戊己日，单独列为“季夏”，其仪式又有别于其他四季。董仲舒祈雨之法强调五行理念，祭品、服饰、方位、颜色对应于五方观念。董仲舒运用天人感应的理念，加上了阴阳之术，使求雨的方式更加理论化。比如求雨的时候，城市的南门必须关闭，北门开放。因为南为阳，北为阴，火为阳，水为阴。还要把妇女全部集中到开阔地，免除女性同胞的租税，同时，要加大男性的租税。禁止男性喝酒，丈夫见到妻子，还需要恭敬有礼……因为男为阳、女为阴，求雨之法需“损阳益阴”。

后来宋代中央政府也多次颁行“祈雨法”，要求地方官吏遵行，主要举措就是以龙或者是其他水生物致雨。宋真宗咸平二年颁行“祈雨法”后，景德三年又颁行的“画龙祈雨法”，以及宋孝宗在全国颁行“蜥蝎祈雨法”等。这些祈雨新法并没有多大创新，其本质仍是交感巫术，以道具式的土龙、画龙等，代替想象中的真龙，形成更为直观的祭拜对象，再辅以阴阳五行之术，求与同类相感。

本版文字由董文虎撰写

来源：中国水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