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晚年的萨尔浒之战后，努尔哈赤带领的女真族人，成了明王朝的心腹大患。袁崇焕虽为一介儒生，但也有了却君王天下事的抱负。天启2年，袁崇焕向朱由校担保：给我钱粮马匹，我一人便可纵横关外，自此成为了明末辽东将领之一。或许是同为知识分子的缘故，“帝师”孙承宗十分器重袁崇焕，他的提拔和言传身教对于袁崇焕成材具有深远的影响。

孙承宗与努尔哈赤对战中，连连得胜收复失地四百里，并修建了“宁锦防线”，袁崇焕也渐渐声名鹊起。但努尔哈赤打不败的孙承宗，魏忠贤却可以推倒。孙承宗免职之后，高第成了辽东明军指挥官，但他却畏惧女真人，主张退回关内固守。

高第带着浩浩荡荡的明军主力，退回了山海关，袁崇焕屹立在宁远城头，成为了大明最后的屏障。孙承宗苦心经营的辽东城塞、民众、布局，顷刻间毁于高第之手，袁崇焕却像望夫石一般定在了宁远城头。面对来势汹汹的努尔哈赤和女真精锐，袁崇焕、满桂、祖大寿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用铁血谱写了“宁远大捷”。

一支支明军撤回关内，随意丢弃的粮草与军械，以及流离失所的百姓，深深地刺痛了宁远城头的袁崇焕。他召集了满桂、祖大寿等人，咬破指尖，用鲜血写下了誓与宁远共存亡的豪言。女真人黑压压地扑向了宁远城，他们倒下了，他们又冲了上来，努尔哈赤怒吼声中，宁远城迎来了最大的危机。

袁崇焕的指挥才能是卓绝的，他利用坚固的城防和犀利的西洋大炮，进行了最激烈的反抗。宁远城下的努尔哈赤，与城上的袁崇焕成了整个东亚的焦点。努尔哈赤败了，袁崇焕真正意义上成为了女真的噩梦，堆满了尸体的宁远城，死死地钉在了辽东大地，他成为了大明王朝的擎天一柱，继孙承宗之后的辽东第一人。

袁崇焕的登场，伴随着努尔哈赤谢幕，此后他的对手是更加年轻、同样骁勇的皇太极。但“宁锦大捷”的胜利，袁崇焕向世人证明了他擎天一柱的威势，同时期的毛文龙也成了牵制女真人的重要力量之一。窜逃到“皮岛”上的毛文龙，拥有袭扰后金腹地的能力，毛文龙的存在使得后金不敢全力攻击“宁锦防线”。

如日中天的袁崇焕，同样受到了魏忠贤一脉的排挤，但相比孙承宗他要幸运多了，朱由校很快就驾崩了。面对新君崇祯，袁崇焕慷慨激昂的发表了五年收复辽东的豪言，崇祯亲自赏赐袁崇焕尚方宝剑，总督辽东抗金事宜。

袁崇焕是明末最杰出的军事家，也是历代最杰出的儒将之一，他严于治军、性格沉稳干练，是对抗后金政权的不二人选，也是明王朝最后的利剑。但袁崇焕的缺点在于书生意气太重，与朱由校、崇祯的交谈中，他都有夸大其词的嫌疑。特别是“五年平辽”的言论，严重违反了明末辽东局势现状，与私自诛杀毛文龙一样，为自己的身死埋下了伏笔。

同为辽东有数的名将，袁崇焕为什么要私自处死毛文龙？答案很简单：袁崇焕还是当初的袁崇焕，毛文龙却不是当初的毛文龙了。多年的军旅生涯中，袁崇焕除了越来越能打，那腔保家卫国热血和在孙承宗帐下时并无区别，这是儒生从军的优势之一。但毛文龙不同，他是由一个游手好闲的浪荡子弟，在镇江大捷中一战成名的，为了获取钱财毛文龙不择手段。

袁崇焕处死毛文龙有两大公心：其一，毛文龙变质了，“皮岛”长期孤悬海外，毛文龙又是贪好财货之人，为了取利他变得不择手段。夸大编制冒领军粮；海外走私从中渔利；消极怠战保存实力等。都证明了毛文龙更像一个小军阀，而不是尽心尽力牵制后金的大明忠臣。其二，袁崇焕认为毛文龙“变心”了，袁崇焕认为毛文龙有投降女真的可能性，因此决定先下手除掉毛文龙。

但袁崇焕对毛文龙“变心”的判断是有误的，其中夹杂着书生的操守观念，“变质”的毛文龙使得袁崇焕对他的主观印象极差。但毛文龙投降女真是不现实的，至少五年之内，或者说明军没有完全退回山海关内时，毛文龙是不会投降的。骁勇善战的女真不善水战，对“皮岛”威胁不大；而大明又能给毛文龙丰厚的财物、补给、军需，他没有投降的理由。毛文龙的贪财和袁崇焕的书生意气一样，使得他们投降女真的可能性极低。

除了两大公心，袁崇焕处死毛文龙还是有一些私心的：毛文龙“皮岛”之上不过四五万人，他却对明廷谎报有十万人要领军饷，实际青壮数量甚至不足两万。此时的大明早已是江河日下，袁崇焕处死毛文龙，节省大量军饷加固“宁锦防线”是用心是良苦的，但也造就了皇太极再无后顾之忧的事实。

毛文龙死后三个月，皇太极绕开了“宁锦防线”，改道内蒙古，率领女真主力打到了北京城下。袁崇焕远赴千里回援燕京，并与祖大寿等人血战皇太极，最终皇太极无奈退回关外。但相当一部分朝臣，却认为是袁崇焕放的皇太极入关，立场并不坚定的崇祯，在受到皇太极反间计后，最终以“擅自杀害毛文龙”、“与女真有勾结”的罪名，将袁崇焕凌迟处死。

明朝的文人很能打仗，袁崇焕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如擎天之柱一般支撑下了辽东的半边天。但文人的特性没有适应军旅需求而演化，是袁崇焕的悲剧之源：“五年收复辽东”；过度依赖“宁锦防线”，使得皇太极入关；擅自杀死毛文龙等等。与那书生意气四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袁崇焕不该私自处死毛文龙，而崇祯更不该凌迟袁崇焕，他们是明朝在辽东最后的依仗。

参考资料：

《明史.袁崇焕传》、《明季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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