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光绪年间四川南部县县令张景旭关于劝民息讼的告示。（资料图片）

“示谕军民，莫轻告状，告状之祸，其祸无量。

未到官时，讼师乱讲；既到官后，书役滥嚷。

原告被告，你来我往；抄词抄批，你夺我抢。

官事迟延，口食难挡；官事明决，又难扯谎。

因谎受责，又觅冤枉；输则有刑，赢又无偿。

尤可恶者，棍徒打纲；或冒官亲，或充幕党。

欺哄嚇诈，逞其伎俩；乡愚无知，木钟乱撞。

既承官笑，又费银两；讼者念此，胡不退想。

与其告状，不如理讲；理讲即失，坐免刑杖。

告官即得，跪诉堂上；一跪一坐，已是两样。

况要钱财，况要家当；示尔一法，只须忍让。

忍自无愆，让自无抗；莫把气争，莫把势仗。

莫听人唆，莫听人诳；和气族邻，尊敬亲长。

讼息民安，祥自天降；凛之慎之，示谕遵仰。”

这则顺口溜是光绪二十八年（1882年）11月21日，四川南部县县令张景旭关于劝民息讼的告示。

张景旭，字子初，清朝贵州镇远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曾任四川丹棱县知县。就任南部县县令后，他得知该县民间讼案很多，许多人常因一些本可调解就可处理的纠纷打官司，既劳民伤财，又伤感情。在翻阅该县历年档案时，他看到了同治年间南部县知县承绶关于“禁止教唆，以清讼源”的一则告示：“民间控案，多由讼棍而起。每遇雀鼠细故，本人原不欲告，讼师闻风闯入，辄以不干己事，搬弄是非，挑唆兴讼，希图酒食，需索银钱。迨至构衅，已成乡曲，愚民因此倾家破产。”

承绶对于该县讼棍（民间对无良讼师的卑称）搬弄是非、挑唆兴讼的描述，引起了张景旭的警觉。当时，南部县正值大旱之年，官方专门组织的祈雨仪式并未奏效。于是，他就任该县知县的第三天，也就是光绪二十八年6月24日，张景旭就发布示谕：“久旱不雨，难望收获。现经虔诚祈祷，云虽行而雨不施。”张景旭将祈雨不灵的原因归结为“民情好讼，上天所以示警也！”为此，他要求“县属绅耆军民人等一体知悉：凡尔绅民，如因买卖田土、债账婚姻、稍有纠缠，务投团保干证，秉公妥理，不得轻听讼棍划策，率行具控。”他进一步指出：“况收成歉薄，家少余粮。更何必以有用之钱，耗费于无益之事。”最后，他特别强调：“讼棍人等，敢再从中唆使，一经指控或被告发，决不稍从宽减。”

张景旭认为，为政首在安民，而安民贵于息讼。他觉得普通老百姓、邻里家庭日常生活中发生一些矛盾是很正常的，能不打官司尽量不要打。所以，在他任职近半年的时候，他又发布了本文开头那则“劝民不要轻易告状”的告示。他在告示中详细罗列了轻易告状的后果，对百姓晓以利害。他劝大家“莫听人唆，莫听人诳”、“莫把气争，莫把势仗”、“与其告状，不如理讲；理讲即失，坐免刑杖”。他还对无良讼师的行为予以了谴责：“尤可恶者，棍徒打纲。或冒官亲，或充幕党；欺哄嚇诈，逞其伎俩”。他告诫人们：“示尔一法，只须忍让。忍自无愆，让自无抗”，“讼息民安，祥自天降”。总之，张景旭希望通过自己不厌其烦、苦口婆心的劝慰，使“民情好讼”的南部县尽可能地“少讼”，出现“讼息民安”的良好局面，并以此达到维护该县稳定和谐的目的。

清代法律规定：州县自理词讼要求在二十日内审结，人命案应在三月内，强盗、抢劫等案件要在二十日内初审完毕，否则要视其情节受到降职、罚俸、革职等处分。当时州县官员考绩的指标之一就是刑狱词讼，结案率成为评定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因素，考绩结果的优劣直接影响其仕途。而那些讼棍的行为，既增加了呈递到衙门的讼词数量，又骗取了当事人的钱财，严重扰乱了社会的和谐秩序，使州县官员面对大量的诉讼而疲于奔命。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官方一直注重惩治讼棍，倡导“劝民息讼”的观念。

事实上，清代自州县衙门到乡村民户之间的社会控制，并不完全依赖于国家机器，许多民间纠纷往往通过州县调处、官批民调、宗族调处和乡邻调处等多种形式就可解决，并非一定对簿公堂，更不必在旷日持久的诉讼中，耗费当事人双方的精力和钱财。那些平息诉讼的方式和措施，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在解决民间纠纷、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方面，曾经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地强调息讼，不但会限制甚至剥夺了个人通过诉讼途径维护自身正当利益的权利，还有可能为案情更为复杂的诉讼埋下祸根。本文所述南部县县令张景旭劝民息讼的初衷和举措虽然无可厚非，但他所谓该县久旱不雨和祈雨无效，是因为“民情好讼，上天示警”，就未免显得毫无道理了，甚至有点愚弄百姓的意思。